text: 嫖宿幼女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曾經存在的一個性犯罪罪名。該罪名存在於1997年《刑法》修訂後、2015年《》施行前。該期間《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997年，該罪名自強姦罪中獨立出來，其後的司法實踐中，此罪名對罪犯的刑罰輕於強姦罪。而案件中的受害幼女身份則被“定義”為雛妓，並非強姦案受害人。故此罪名自啟用以來，一直被中國社會所爭議，引發輿論普遍反對。自2008年起，歷年兩會都有廢除此罪名，合併至強姦罪的提案。立法機構最初反對廢除罪名，之後態度有所轉變。最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15年8月29日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三條正式刪除《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嫖宿幼女罪就此停止使用。中國社會、司法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為社會主義國家，自建國起，賣淫業即處於非法狀態。改革開放後，經濟繁榮，賣淫業重新活躍。雖然政府屢次打擊，仍日漸興盛。立法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最初對強姦的區分，涉及強姦婦女、輪姦婦女和姦淫幼女。1979年，首次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九第二款規定：姦淫不滿十四歲幼女的，以強姦論，從重處罰。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透過的《》，首次觸及嫖宿幼女。條例將嫖宿幼女與一般的嫖娼行分離，第三十條規定“嫖宿不滿十四歲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以強姦罪論處”。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透過《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仍規定“嫖宿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的，依照刑法關於強姦罪的規定處罰”。1997年3月1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秘書處印發刑法修訂草案。草案中，嫖宿幼女仍按強姦定罪。3月13日，五次會議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時，其中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將嫖宿幼女的罪行分離出強姦罪，是為嫖宿幼女罪。由此，在刑法上形成嫖宿幼女罪、姦淫幼女罪、強姦三個罪名。2002年，姦淫幼女罪併入強姦罪，屬於加重處罰的罪行。司法實踐中，強姦幼女通常以六年起刑，高於嫖宿幼女罪的起點刑。罪名性質、設立初衷.強姦罪屬“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類，嫖宿幼女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類。全國人大對將嫖宿幼女從強姦罪中分離出來、單獨訂立罪名的公開解釋是，出於保護幼女，“嚴厲打擊嫖宿幼女的行為”，或為打擊賣淫、嫖娼而設定的法定刑。有觀點指出，立法有出於國際壓力，減於少死刑的動機，嫖宿幼女者可避免最高處判處死刑的強姦罪。研究者指出，從強姦受害者中分離出“賣淫幼女”，表明立法者認為賣淫幼女和強姦受害幼女的不同，其本身有一定過錯。並不相信立法目地是為保護幼女。法學家陳興良更認為，嫖宿幼女起自賣淫幼女的“主動糾纏”。立法者單獨設立嫖宿幼女罪，得以與強姦罪區分，用以實現罪刑均衡。即參與立法的高銘暄在回憶立法過程時，所表示的：“後來考慮到嫖宿幼女罪中的幼女有賣淫的行為，與強姦罪中的受害人相比，二者是有一定區別的，對嫖宿幼女行為單獨定罪並規定獨立的法定刑比較妥當”。中國學界有一直認為嫖宿幼女比姦淫幼女的社會危害程度及幼女受損害程度要小的觀點，亦有因嫖宿幼女罪其起點刑高於強姦罪，而呼籲降低刑罰的觀點。司法爭議.對幼女的汙名化.嫖宿幼女罪最主要的司法爭議點，是承認了幼女“事實上”有表達性同意的能力，將她們的身份定位從強姦案受害人轉化為賣淫幼女，即通常所說的“雛妓”，使其“汙名化”。強姦者則轉化為嫖客。而其它觀點指出，在中國法律已認定未滿14歲的幼女沒有性同意能力的情況下，並無在強姦罪之外另設嫖宿幼女罪的必要。國際普遍的觀點，無論自願或強迫，兒童不具備性同意的能力。根據聯合國相關條約定義，雛妓是兒童賣淫的受害人和權利遭受侵害的被剝削者。在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14歲以下兒童本屬限制行為能力人，不認為他們有自主選擇的意志自由。現實中，兒童個人從事勞動、以個人名義進行商品交易是不被允許的。這一罪名。故有評論指，女童不能在商場出售一件電器，卻被定義為能從事性交易。另一方面，由於這一罪名沒有設立幼女年齡底限，從理論上講，10歲以下完全無行為能力的女童亦會被轉化為“雛妓”。對情節惡劣者缺少束縛.在嫖幼成風的背景下，各地強迫、引誘幼女賣淫的系列案件比比皆是。由於嫖宿幼女罪最高刑罰為15年，此項罪名對“一嫖再嫖”及情節惡劣者並無約束力。即使認為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強姦罪重的代表者——阮齊林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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