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紅八月，本意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也可指文革初期在中國首都北京城發生的一系列屠殺事件，由於這些殺戮主要發生於1966年8月，故稱為“紅八月”或“八月殺戮”。據1980年官方資料，在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此外，受到北京市區紅衛兵殺戮的影響，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爆發了“大興事件”，數天內先後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到絕戶。亦有學者指出，1985年北京市官方統計顯示，屠殺實際死亡人數上萬。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紅衛兵受到鼓舞，北京的文革屠殺以及“破四舊”運動逐漸展開。殺戮方式包括打死、勒死、抽死、踩死、開水燙死、砍頭等等，對多數嬰幼兒則是摔死或踩住其一條腿，劈另一條腿，將人撕成兩半。在此次文革屠殺中，亦有多人因遭到紅衛兵的批鬥和迫害而自殺，譬如在針對知識分子的“八二三事件”中，知名作家老舍投湖自盡。屠殺期間，毛澤東曾公開表示不要干涉學生文革、並多次接見紅衛兵，而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也提出要保護紅衛兵、不要拘捕。但到了8月底、9月初，由於事態嚴重，中共中央進行了多次干預，大屠殺才逐漸結束。紅八月被認為是中國文革期間“紅色恐怖”的源頭，影響了上海、廣州、南京、廈門等地的紅衛兵運動，諸多地區均發生了領導幹部、知識分子、教師、黑五類等被紅衛兵批鬥、殺死的事件。 有人將紅八月的重要節點“8月18日”與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開端“水晶之夜”相比較，也有人將從紅八月開始的各地文革屠殺與日軍的“南京大屠殺”等行為相比較。屠殺歷史.歷史背景.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釋出，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將時任學校副校長卞仲耘打死、將副校長鬍志濤打成重傷，而卞仲耘也成為了第一個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屠殺過程.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之後說了一句“要武嘛”，宋隨後改名為“宋要武”。但在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宋否認自己改名為“宋要武”。該事件之後，紅衛兵名聲大振，開始在北京市區內進行屠殺，同時展開“破四舊”，給眾多街道、商店、商標、公共設施等進行改名。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轉了公安部的檔案《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準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8月23日，“八二三事件”爆發，同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干涉學生文革、支援紅衛兵運動，提道：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要提倡文鬥，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瞭，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決定，吃了很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麼反對不得？我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麼要緊？外國人照相就照相，無非是照我們的落後面，讓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有什麼要緊？！8月25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此後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指出李文波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並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於次日槍決。此後，周恩來又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人民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8月26日，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此後，謝富治又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提道，“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 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8月27日，“大興事件”爆發，大興縣大批黑五類分子及家屬遭到屠殺。北京昌平縣亦發生了類似的屠殺事件，提出“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連幾個月的男嬰也一併打死，各人民公社間甚至展開了殺人比賽。依據昌平區委黨史辦公室編寫的《十年動亂中的昌平》，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會議上曾經宣讀和印發“西糾”的“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27日全公社統一行動。在8月28日的北京“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慘案”中，北京第38中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將黃煒班及其家人、男傭活活打死，並處理了殺人現場，後來受害人的親屬連遺體和骨灰也找不到。據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去抄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逐漸結束.1966年8月底，由於事態嚴重，中共中央開始制止暴力行為。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講話，提道：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鬥，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鬥臭，鬥垮，鬥倒。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組織，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後備力量。而在同一天，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都戴上了“西糾”的袖章，照片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文鬥，不用武鬥》的社論。此後，中共中央又連續發文、派人制止殺戮，死亡人數開始下降，大屠殺才逐漸結束。但與此同時，據學者披露，“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5日曾發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階幹部說，這份簡報寫道，從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而這份“簡報”將此視為文革的“累累戰果”的一部分。9月15日，毛澤東等人在天門城樓上再次接見紅衛兵。10月1日，部分北京紅衛兵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一起，檢閱廣場上走過的百萬人的國慶遊行隊伍。大屠殺.殺戮方式.北京文革屠殺中，紅衛兵的殺戮方式包括用鈍器打死、勒死、用銅頭皮帶抽死、踩死、開水燙死，等等。而在北京大興縣，殺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鍘刀鍘死、用繩子勒死，對嬰幼兒更殘忍，除了摔死外，還對部分嬰幼兒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死亡人數.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報道，在1966年8-9月間，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很多為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也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面做好二期整黨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殺事件中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但老舍、陳夢家等受迫害自殺者並不計算在內。影響.政治運動.紅八月被認為是中國文革期間“紅色恐怖”的源頭，北京六中的部分紅衛兵曾用受害者的鮮血在牆上書寫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此期間的紅衛兵主力多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幹子弟，信奉“血統論”，被稱為“老紅衛兵”。此外，紅八月期間，因父親習仲勳遭到迫害，當時還是北京市八一學校六年級學生的習近平淪為“黑五類”子弟，在學校被紅衛兵毆打、遊街。此後，紅色恐怖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其它地區，包括上海、廣州、南京、廈門等地均發生了紅衛兵打死老師及其它暴力事件。 譬如，1966年9月15日，屬首都紅衛兵南下兵團第十六縱隊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學生11人，帶著照相機和手提擴音器來到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宣稱“北京運動轟轟烈烈，資產階級狗崽子已威風掃地”，與該校紅衛兵一起高呼“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16日清晨，該校紅衛兵營在校園裡貼出“實行紅色恐怖”的勒令佈告，此後共有31名老師遭到批鬥和迫害。有學者將紅八月的重要節點“8月18日”，與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開端“水晶之夜”以及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相比較。譬如有人認為“紅八月的罪惡將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殺並列入史，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後代人民將永不遺忘”。王友琴認為，“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地權由政府徹底管控.在紅八月中紅衛兵曾向私房主發出通令，勒令交出私地和城市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當時私人業主們手上的《土地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所有證》是在一種非常恐怖的氣氛下、被逼著交到房管局去的。在北京當時紅衛兵是闖到市民家裡抄家，在老街巷裡大肆虐殺市民，其中就有不少是私房主。在這種恐怖當中的北京，多數業主為了保住性命，被迫向各區的房地局交出房地產證，同時有留下收據。“文革”後政府嘗試修補之前的錯誤，推動歸還當時被迫收繳的業權證明給業主們。但是到了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透過並同日即時公佈《八二憲法》，當中橫空出世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至此在明文層面上開始轉向「沒收私地」、一步實現城市土地國有化。之後各地逐步拖延歸還業主業權證明和改變政策方向，其中在上海市政府批轉市建委《關於加強城市土地管理工作的請示》中就規定：“自憲法公佈之日起，本市城市土地已全部歸國家所有；私有土地產權證件一律作廢；原私地租賃關系自然終止。” 國土管理局於1990年回覆法院的信件中將私人地權編造成「使用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再出一紙通知，實質剝奪了業主們法定追訴私人物業財產被侵害的權利。此轉變是實際上將財產權利屬性中的所有權虛置，客觀導致往後土地權益變更所牽涉的糾紛爭議等無法解決，尤其是在公權力徵地或拆遷等情況中，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對於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權利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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