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何方，陝西臨潼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關係學者，中共黨史專家。生平.1922年10月18日，何方生於陝西臨潼一個農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何方自幼隨大人幹農活。一次，父親到集上買牛，人家卻開了個馬票，所以要多納稅。父親因為不識字，回家後才發現上當，乃決定讓何方去上學識字。1931年，9歲的何方進入私塾讀書。兩年後，為了躲避農村匪患，進入縣城裡的公立小學。在因故輟學兩年的情況下，仍於1937年考上西安二中念初中，校長是江隆基。1938年，何方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習。1939年畢業後，任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政治助教。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調入俄文學校學習俄文4年。1945年，畢業於延安外國語學校俄文系。抗日戰爭勝利後，奉派隨“東北幹部隊”赴中國東北，1945年9月2日離開延安，經約兩個月步行抵達瀋陽。途中曾在承德工作。因為偶遇張聞天、劉英夫婦，隨即跟他們一起到北滿，在哈爾濱工作。中共中央北滿分局分配何方到黑龍江省雙城縣從事地方工作，歷任雙城學院主任，中共雙城縣委委員兼區委書記。1947年7月，作為中共中央東北局派出的土改工作團成員，隨團到東豐縣進行土改。土改結束後，工作團約在1948年初抵達瓦房店，向中共遼南省委報到。工作團解散後，中共遼南省委在遼陽縣西部成立路西工委，任命何方為工委書記。1948年11月初，隨著遼瀋戰役結束，中共遼陽縣委搬進遼陽縣城，何方任中共遼陽縣委宣傳部部長。1949年5月任遼南省青年代表團團長，赴北平出席全國青年代表大會，開完會回去時，遼南省已撤銷，乃被分配到遼東省任中共遼東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見何方“文筆不錯”，乃將何方調至身邊。自此，何方跟隨張聞天工作、學習。1950年，何方隨張聞天調到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在北京待命。1951年隨張聞天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四年。其間寫出十餘篇調研報告。1954年，被臨時調去參加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參加起草發言稿等文字工作。1955年調回外交部，歷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專員、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協助張聞天主管部屬各單位及駐外使館的調研工作，併為外交部起草檔案，平時專門研究國際問題及對外關係，在此基礎上撰寫調研報告和工作建議，還主辦多種發給部內單位及駐外使領館的通報和內參。1950年起，何方開始從事國際關係研究，寫過大量內部研究報告，如1951年5月在張聞天指導下寫出《關於朝鮮停戰和談問題》，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寫出西方在中南半島謀求分界而治的報告《評英國的所謂亞洲洛迦諾計劃》，均獲得周恩來的讚揚。1956年參與中共八大政治報告部分起草工作。1953年斯大林死後，新的蘇共中央領導掀起反對個人迷信宣傳，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寫出有關報告約十來篇，在中國反響很大。毛澤東、劉少奇分別向全國批發了多篇，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摘要轉載了十多篇。“個人迷信”這個譯法符合俄文原意，但當時何方與延安俄文學校同學、使館同事李則望等人商量，為了照顧斯大林，決定譯成“個人崇拜”。後來劉少奇曾提出應當譯為“個人迷信”，而毛澤東則堅持“個人崇拜”的譯法，並提出個人崇拜有好壞之分。何方後來認為，“個人崇拜”這一譯法不好，為毛澤東支援搞個人迷信打了掩護。1959年，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遭到批判，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骨幹成員，會後張聞天於1959年8月20日回到北京，當晚何方到景山後街甲1號張聞天家中看望張聞天，這是何方與張聞天最後一次談話。次日，外交部通知開會批判張聞天。幾天後開始，每天在中南海召開外事會議，開始了外交部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裡通外國”問題，外事會議開到最後，只剩下張聞天、劉英夫婦、何方等幾個和張聞天有干係的幹部以及專門安排的一小批積極分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何方被迫同張聞天劃清界限並揭發張聞天。1959年內，何方被打成外交部“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撤職、降級和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1959年底，被下放到安徽省。安徽省在三年困難時期是饑荒重災區，何方飢餓而得浮腫病。1960年底，回北京住院治療浮腫病，病情稍輕後被任命為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組長，協助領導管理檔案起草及部內外的調研工作。1963年，外交部黨委不讓何方繼續在外交部內工作，決定調他去國際關係研究所。何方則提出調離外交部到地方工作的意見。不久，外交部黨委要何方先去參加農村“四清”，加入在河北省昌黎縣的外交部“四清”工作團。何方參加了兩期“四清”，用時一年多，外交部黨委也為何方聯絡好了地方工作單位，任設在昌黎縣的河北省果樹研究所黨委書記兼所長。但何方還未上任，外交部又將他從河北省要回，因為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識》副總編輯吳景崧病情嚴重，臨時找何方頂替。何方重回外交部後，還未及報到，文化大革命已爆發。外交部讓何方不要著急上班，先回外交部辦公廳參加運動。從此，何方脫產參加文化大革命，前後十多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部領導即將何方交由群眾專政，接受批鬥和從事體力勞動。在北京捱整三年後，於1969年3月下放外交部江西“五七”幹校長期勞動改造，自此捱整和勞動九年多。在這九年中，前兩年勞動緊張，管制嚴格。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對何方的專政逐漸放鬆。何方趁機重讀《資本論》等馬列原著，寫下學習馬克思關於商品經濟論述的長篇筆記，並研究了一些國際問題。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發展，何方根據《參考訊息》的資料寫出一篇數萬字文章，此文曾送給宦鄉等研究國際問題的領導參考。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春，何方從幹校回到北京探親，得知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北京，乃寫了封信試探，在信中作了檢討。劉英很快回信，歡迎何方去看她，並說不用檢討。何方隨後同劉英見面。1979年5月，曾彥修、徐達深、何方接到通知，要為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在張聞天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他們三人起草的悼詞很簡單，一些重要評語和史實如說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了會議的決議，並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等，均為送審後由胡喬木修改時加上，並獲得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央領導審閱。1979年8月25日，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標誌著中央對張聞天的平反。1978年起，何方要求平反。經過近一年鬥爭，外交部黨組在1979年2月28日給何方做的《審改決定》中承認，1959年以來對何方的定性和處分都“是不對的，應予糾正平反”。這時，何方要求離開外交部，結果調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成立，何方擔任首任所長。1980年參與起草調整一條線外交戰略的建議。1988年撰寫了關於淡化戰略大三角的報告。1989年至1995年，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1999年離休。1984年獲聘為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後又受聘於南開大學。1993年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他還曾任中蘇、中俄友協副會長10年，並曾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階顧問等社會職務。他是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副部級離休幹部。晚年，何方致力於中共黨史研究，寫出多部專著和許多論文。對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等問題剖析並提出獨到見解。他還擔任《炎黃春秋》編委。2010年10月18日，“日本研究學科綜述中期報告會暨何方老所長米壽慶祝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召開。2016年5月，中央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通報批評何方長期以來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仇視毛澤東、搞歷史虛無主義。何方隨即去函自辯。2017年10月3日，何方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2017年10月8日，在協和醫院外科樓告別室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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