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民辦小報，是中國新聞傳播史上最先出現的非官方的報紙，以刊載新聞和事實性政治材料為主，不定期，沒有報頭和固定的名稱，也並非出於一家一人之手，而是時人對這種型別的民辦報紙的習慣稱呼，以此區別於官報。民間新聞以首都為主要活動的中心，它報道的大多是朝廷不予公開，人們無法得知的內部訊息；其主要特點為及時迅速。誕生.據推測，民辦小報出現於北宋初年，即11世紀初葉。它的誕生，從一開始就帶有悲劇色彩，總是以非法，非常的面目出現，又總是被定性為“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播差除皆出偽妄”、“造謠欺眾”、“誑惑群聽，亂有傳播”、“撰造無根之言”，不具權威性，又為當政者忌諱，多處於被禁、“地下”狀態，所以歷代小報發展都十分曲折。特點.小報的製作和傳播諸要點：小報還第一次與“新聞”一詞聯絡在一起。“新聞”一詞最早出現與唐代，指的是生活中的奇聞異事。但第一次與報紙聯絡起來，金魚宋理宗端平三年趙升《朝野類要》一書：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私哀小報，率有洩漏之禁，故隱而號之日新聞。文中“內”，始皇帝住處或辦公處；“省”為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等中央級機關；“衙”即省級以下的政府機關。“探”即探聽、訪錄新聞的人，各層“民間記者”主要是由下級官員擔任，擔憂隱秘的色彩。小報被稱為新聞，主要因為其特點：它報道的大多是朝廷不予公開、人們無法得知的內部訊息；它報道及時迅速。這也是“新聞”之特點。發展.明代中葉以後，首都北京的民間新聞傳播活動逐漸活躍，而且出現了公開的民間的報房和從事抄報工作的專門行業。早期的民辦包房估計是從官方的提塘報房分離出來的。這些民間報房是為了“博錙銖之利”，也就是說以盈利為目的的。“抄報行”成為社會的一種專業，還得到了官家的減免稅得待遇。明代的民間包房的官方訊息仍然是六科，或來自提塘報房，而提塘報房的訊息還是來自六科。所以官報、民包的官方訊息，內容基本一致，兩類報紙也都混成為邸報。大概也因此民間的報紙為官方認同接受。民間保方除髮型邸報外，因為他們掌握多方面的資訊，所以還從事報錄，印賣縉紳錄、鼎甲單，出版臨時性的小本報貼，目的是以資訊換取報酬，增加收入。報錄很常見，是派人持報貼到當事人家吏報告升官中舉之類的喜訊，從而獲些賞錢。明代這些民間報房，基本還是手抄，本身商品性成都並不高，業給明代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經濟資訊。清代的民間報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它們的鼎盛時期在乾隆、嘉慶、道光、成豐、同治、光緒這六朝。開始時事從一部分提塘報房中逐漸分離出來的，又來逐漸獨立成為民間私設報房。經營方面，民間保商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但內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形式上也很簡陋，基本上是官報的翻版。京報以盈利為目的，報費是它們的主要收入。手抄時期，報費較貴，一般大約每月為一兩二錢。大量刻印之後，每月報費僅需2錢，後來調整到300文，也就是每份10文。從報費這一點課件發達的技術使報紙有可能走向大眾。原先京報還按篇幅大小制定價格，光緒30年，北京各報房經過協商，還以行業的名義定了一個統一的報價，這個價格一直維持到清王朝結束。京報的總髮行數，手抄時期只有數百本。刻印後價格下降、銷量激增，最多時估計總數在1萬份左右。京報實行的是直接送到訂戶。送報的都是山東人，光緒31年他們大約有200人，都揹著藍布報囊，囊上釘有白布，上寫“京報”二字。他們有自發的行規，各走各的路，同報館的人不許越界送報，也常為此打架甚至聚毆。他們送報的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傳給兒子，外人想接必須錢買這條道，叫做“倒道”。外地的京報訂戶，整批發售，進的如天津是隔五天派送一次，遠的省份捎書信、代寄包囊、代購物件、代送銀兩等副業，生意越做越大。這從側面反映了報房業務的發展，以及新聞業與經濟、社會生活的關係。清代的提塘報房業曾經發行過一種小報，又稱小抄，刊載的主要是提塘官們和提塘報房的工作人員自行採錄得訊息，目的是為該省的官員們提供更多的朝廷訊息。這些小報，主要見於清初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開始是公開存在的，算是官報的一種補充。康熙末年曾以上諭的方式禁止小報的發行，未有效果。雍正、乾隆兩朝一再查處以後，才被完全禁止。影響.民間報紙是對古代新聞傳播的一項重要貢獻。民間小報突破了官方對新聞傳播活動的壟斷和封鎖，打破了封建官報輿論一元化的局面。滿足了一部分政治官員和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時政資訊的需求，增加了他們議論朝政的資料和機會。強大的封建統治政治最終還是遏制了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傳播業在產生後的長達1000多年裡未能有質的進步，直到清末近代化新式報紙出現，舊式的報房京報才走完了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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