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英格爾哈特－韋爾策爾世界文化地圖是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與克里斯蒂·韋爾策爾基於而製作的一幅地圖。這張圖從兩個主要的維度標示了不同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取向：x軸展現的維度是生存價值觀與自我表達價值觀，y軸展現的維度則是傳統價值觀與世俗理性價值觀。從左到右表示從生存價值觀逐漸過渡到自我表達價值觀，從下到上則是表示從傳統價值觀逐漸過渡到世俗理性價值觀。亞洲社會都分佈在傳統/世俗層面的兩個叢集，但不如西方世界般重視自我表達。根據作者的說法:“在10個指標的因素分析中，這兩個維度解釋了超過70%的跨國差異，而且這些維度中的每一個都與其他重要取向的分數密切相關。”這些價值觀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關，最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部門在製造業或服務業中所佔的比例。儘管如此，作者強調，社會經濟地位不是決定一個國家位置的唯一因素，因為他們的宗教和文化歷史遺產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價值.Inglehart和Welzel對世界價值觀調查資料的分析認為，世界上的跨文化差異主要有兩個維度:該地圖是一個圖表，其中各國根據其在x軸(生存價值觀與自我表達價值觀)和y軸(傳統價值觀與世俗理性價值觀)上的兩個價值觀的得分進行定位。這張地圖顯示了社會在這兩個維度上的位置。國家叢集反映的是它們共同的價值觀，而不是地理上的接近。傳統價值觀強調宗教、親子關係、服從權威、絕對標準和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性。信奉這些價值觀的人也拒絕離婚、墮胎、安樂死和自殺。信奉這些價值觀的社會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義觀。世俗理性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有著相反的偏好。信奉這些價值觀的社會較少強調宗教、傳統家庭價值觀和權威。離婚、墮胎、安樂死和自殺被認為是相對可以接受的。恩格爾布雷克特和尼格倫將從傳統價值觀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描述為“本質上用科學和官僚主義取代宗教和迷信，成為社會行為和權威關係的基礎”。生存價值觀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它們與相對的種族中心主義觀點和低水平的信任和寬容有關。自我表達價值觀高度重視主觀幸福感、自我表達和生活質量在接受這些價值觀的社會中，一些價值觀更為普遍，包括環境保護、對外國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者和性別平等的日益寬容、對參與經濟和政治生活決策的要求越來越高(自治和不受中央權威的約束)、人際信任、政治溫和，以及育兒價值觀從強調努力工作向強調想象和寬容的轉變。從生存到自我表達的轉變，也代表著從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以及對民主價值觀的擁抱。從傳統價值觀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與一國經濟中工業要素所佔的比例有很強的相關性(0.65)，而從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達價值觀的轉變與該國工業部門的規模無關，但與該國服務部門的規模有很強的相關性(0.73)。叢集.2017年版本的地圖將國家劃分為九個叢集:英語圈、拉丁美洲、歐洲天主教會、歐洲新教、非洲-伊斯蘭、波羅的海、南亞、東正教會和儒家叢集。在以前的研究中，非洲-伊斯蘭叢集被分成兩個(非洲叢集和伊斯蘭叢集)，波羅的海國家沒有自己的叢集。另一種劃分社會的方法是根據物質財富，較貧窮的社會在兩個軸的底部，較富裕的社會在頂部。國別分析.在西方世界國家中，美國是最保守的國家之一(作為位置最靠後的國家之一)，還有愛爾蘭和波蘭等高度保守的天主教國家。 Simoni總結道:“在傳統/世俗維度上，美國的排名遠遠低於其他富裕社會，其宗教信仰和民族自豪感水平與一些發展中社會相當。”亞洲社會在傳統/世俗維度上分為兩個叢集，較世俗的儒家社會位於地圖的頂部，較傳統的南亞社會位於地圖的中心。俄羅斯是最注重生存價值的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瑞典在自我表達方面排名最高。研究還發現，基本的文化價值觀絕大多數適用於國家界限，跨國界的混合相對較少。即使在擁有共同文化歷史的國家之間也是如此。此外，即使是國家的文化叢集也不會跨越國界進行太多的融合。這表明國家是具有文化意義的單位。歷史.該地圖隨著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新資料浪潮而定期更新和修改。不同的版本可在“世界價值觀調查”網站查閱。該地圖的早期版本由羅納德·英格爾哈特 (Ronald Inglehart) 於 1997 年釋出，維度名為“傳統與世俗-理性權威”和“生存與幸福”。Inglehart 和 Welzel 於 2005 年修訂了這張地圖，並將維度命名為“傳統與世俗-理性價值觀”和“生存與自我表達價值觀”。這張地圖和它的各種更新通常被稱為英格爾哈特-韋爾策爾文化地圖。Welzel 在 2013 年釋出了一張截然不同的地圖，其中包含兩個密切相關的維度，名為“解放價值觀”和“世俗價值觀”，其中解放價值觀提供了他的人類賦權理論背後的主要變數。其他文化地圖由Shalom Schwartz以及Stankov、Lee和Vijver出版。反響.文化地圖普遍受到歡迎，經常被引用或提及。2009年，阿諾·託施將其描述為“英格爾哈特研究傳統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同樣，許多學者也將其稱為“著名”(2009年，尼爾斯-克里斯蒂安·弗裡切，2016年，伊麗莎白·斯塔克斯魯德，2020年，曼弗雷德·布洛特納，2020年，路易吉·庫里尼和羅伯特·弗蘭澤，同樣是在2020年))。儘管它很受歡迎，但有幾個學者們質疑這兩個維度是否代表了文化差異的充分和有用的衡量標準。2007年，Majima和Savage質疑哪些衡量文化的方法是最恰當的，以及衡量的隨時間變化是否真實。而Bomhoff和Gu在2012年提出，東亞人的態度和價值觀沒有得到充分反映。在2010年，beugelsdijk和Welzel的計算表明，資料只能很弱地證明將其分為兩個因素或維度，而單一因素的解決方案可能是合適的。2013年，Welzel提出，這兩個維度可以在人類賦權的共同框架下結合起來。同樣，Inglehart 在 2018 年發現，結合文化價值觀的單一因素很好地反映了現代化。根據阿格納·福格 (Agner Fog) 2020 年的研究，對文化差異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發現許多關於文化差異的研究都導致了相似的因素，但因子旋轉的方式不同。因子旋轉的普遍做法掩蓋了文化地圖上不同軸向的不同研究之間的相似性。未旋轉的解決方案具有最強的因子或維度，對應於從 Inglehart 和 Welzel 地圖的左下角到右上角的一條線，結合了兩個維度。 這個組合維度可以解釋為發展或現代化。它結合了許多經濟、技術、制度和心理變數，而這些變數恰好彼此密切相關。未旋轉的第二個因素或維度對應於Inglehart和Welzel地圖上的一條垂直線，反映了東亞文化的特殊文化價值。2020年，弗雷德·德文(Fred Dervin)、羅賓·莫洛尼(Robyn Moloney)和阿什利·辛普森(Ashley Simpson)批評該地圖是“文化本質主義和潛在的種族主義”，因為它的概括和簡化使發展中國家蒙上了汙名，並給它們貼上了不如白人、歐洲和基督教國家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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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title: 英格爾哈特-韋爾策爾世界文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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