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中共中央上海局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上海地區的領導機構。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局.1933年1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瑞金，同時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李竹聲任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黃文傑任中央執行局職工部部長。保衛部軍委的主要任務是配合紅軍反對國民黨對蘇區的幾次圍剿。派了大批同志到江西工作，在南昌、德安、九江均建立了地方黨組織和據點”。上海中央局從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間，連續遭到6次大破壞，中央局書記兩次投奔國民政府，電臺也遭到破壞。1934年春，中共江蘇省委內混入了特工人員，新產生的中共江蘇臨時省委代理書記趙立人、方文彬、宋桂清。秦曼雲也在這次逮捕事件中化名被捕。公共租界警察將14個被捕者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警察將被捕4人起訴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兩院審理結果，除王陳氏、李周氏二人為女傭人而被釋放外，其餘16人都為中共重要黨員，全部引渡給國民黨方面。７月14日夜，引渡的被捕共產黨人由夜行列車被秘密押送到南京。不久，被捕的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書記鄭玉龍及吳炳生、袁孟超、秦曼雲等人叛變脫黨，並參加特務組織，給黨組織帶來巨大損失。。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查獲的檔案有：王明關於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日期的秘密信件、政治報告，鄂豫皖軍事計劃、北方軍政工作計劃，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三個月工作計劃，黨在工會中和幾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計劃，中共中央自1930年以來指示和決定、護照和黨的報刊，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名單，還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委員皮亞特尼茨基最近關於軍政形勢問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等。但共產國際遠東局、上海中央局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臺並沒被破壞。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另設立中共中央全權代表，1934年8月盛忠亮阿布拉莫夫告知中共：“請立即停止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絡。你們的電臺，包括備用電臺和密碼，已經給警察掌握。請採取一切措施與我們建立定期的通訊聯絡。”得到莫斯科的訊息後，中共中央電臺與上海中央局也掐斷了關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小冊子《新條件與新策略》寫：他是根據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934年11月14日所發的訊息，得知紅軍撤出了瑞金。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改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黃文傑任代理書記，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張唯一負責秘書處。中央上海局與共產國際電臺中斷電訊聯絡後，從某個省召回兩個報務員，準備建立兩個新電臺，準備透過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閩西軍政委員會和紅二、六軍團，給中共中央寄去密碼。毛齊華、劉仲華裝配成功一套收發報機，但一直未能與中央的電臺聯絡上；1936年周恩來對毛齊華說：“那時我們正緊張地忙於長征，已顧不上這些了”。此後，上海中央局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只能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1934年12月29日，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傑給王明、康生信：“你們是否與中央有直接的無線電聯絡。如果有，那就請幫助我們馬上與他們建立聯絡。”同時要求幫助上海中央局安裝和維修電臺。1934年底，武胡景去莫斯科，由朱鏡我領導軍委的劉仲華，劉仲華兼管一些特科的工作。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裡，當局在全國捕獲共產黨員是4505人，其中履行自首手續4213人。中統徐恩曾在《暗鬥》一書中披露：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陝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 000多人。被捕者，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中統派遣30餘名培訓班畢業的文化特務在上海打入左翼文化團體。1935年2月19日，國民政府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全市大搜捕，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黃文傑的領導下，從中華全國勞工聯合會執行局、特科、共青團和中共中央代表所領導的組織的工作人員中挑選了五位同志，組成了負責履行中央在白區的職責的新的中央局。局內分工如下：“開會經常只雲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黨團、文總。組織聯絡委員會給紅二十五軍送去密碼，並透過他們把密碼轉川北紅四方面軍。還將紅二、六軍團任弼時的報告和中央遵義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決議轉給共產國際。出版處在6月10日和15日以臨時中央局的名義發表《關於最近華北事變與黨的緊急任務》和《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北告全國民眾書》兩個檔案，發表在地下出版的刊物《團的建設》上，出版了第79期黨刊《鬥爭》。1935年6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獲悉潘漢年、陳雲、楊之華抵達上海，從海參崴派出老交通員梅龔和共產國際代表一起赴上海，於7月初抵滬，任務是：潘漢年、陳雲於1935年7月間在上海見面後，一致認為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決定先後乘船經海參崴去莫斯科。1935年7月22日至24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包括浦化人、王子清以下全部交通人員，共40人被捕。“據秦代表關係由新新維持。”劉仲華回憶，收到朱阿根透過商務印書館老工人轉告的敵人要來破壞軍委機關的警報，即通知了蘇聯同志和謝甫生，轉告其他同志，轉移了機密檔案；軍委除了一個司機外，所有同志都安全轉移。但由於內部臥底無法查清，因此個人之間不再發生聯絡，所有關係由新新逐步恢復。1956年上海黨組織審幹時查明，上海臨時中央局1935年7月22日遭到的大破壞是由郭進忠叛變導致的上海臨時中央局破壞的結果如下：甲、1935年5月，山西工委的上海交通員曾延偉，自動叛變投敵。投敵時他預先寫好自首書，把他在上海太原兩地所知黨和外圍團體的所有關係全部詳細列舉，遞交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當晚，敵即逮捕了曾告密的、由曾帶到上海彙報工作的山西工委宣傳部長郭進忠；乙、郭被捕後，略經刑訊，也立即叛變。”“曾的黨內職務低，對臨時中央局的破壞起的作用不大。臨時中央局的破壞，是郭進忠費去一個多月的時間，和國特在一起裡應外合、精心活動的結果。”至1935年8月中旬臨時上海局所餘部分與新新恢復了聯絡。8月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蘇聯貨輪“東方號”，於1935年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8月26日劉仲華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從莫斯科發來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指示信。同時，劉仲華還收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指示：“麥克道諾夫本要同我在某商行見面，後因情況緊急，又改為書面通知，要我交出工作去蘇聯。我當即將工作交給王世英，並告他安排好後即轉移去北方”。遂決定不再恢復上海臨時中央局，臨時中央局的活動將分散到各中心城市。這樣，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由新新選出三人組成清理委員會，將所有的殘餘的關係，由邱吉夫負責，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係、通訊聯絡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上海臨時中央局結束。陳雲於9月初與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一起乘蘇聯貨輪赴海參崴，於9月下旬到莫斯科。陳雲行前把與中共中央聯絡的密電碼、2000元經費留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邱文。1935年入冬，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上海地下黨組織籠罩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留下少數未暴露的工作人員堅持。當時的總負責人是邱吉夫，主管情報工作的是徐強（對外稱老金〉。特科上海辦事處也被破獲，定於1935年11月18日晚8時同時在18個地址抓捕特科最後隱蔽的人員。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內部“關係”，於當日下午4點半送出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沒有姓名，只有18個地址。情報科交通員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孟菲坐計程車分別去通知撤離，見了人就說暗語。吳兢電話通知陳克寒。丘吉夫當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廣東大埔同鄉會被捕。1935年初張子華從中共中央北方代表處調上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一同前往陝北。張、週二人到西安後，得到了張學良幫助，於1936年2月19日親自派張學良的專機把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2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此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在東征戰役前線，由林伯渠、博古等接待了客人並聽取彙報，隨後張子華專程趕到東征前線的交口鎮，向中央詳細彙報了他與國民黨方面幾次接觸的情況，還把上海臨時中央局的處境情況一併作了彙報。毛澤東誇講他：“你作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中央對他的工作表示滿意，決定繼續派他作為中央的聯絡員。1936年1月，董健吾從上海經西安、延安赴瓦窯堡，見到了留守中央後方的博古。3月中旬，董健吾從陝北迴到上海。1936年春末夏初時節，徐強領導的組織找到了流落街頭的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與毛岸青。毛岸龍早已在大同幼稚園生病夭折。1936年4月10日，中央決定派馮雪峰帶著密電碼回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都先後與他談了話。為了護送馮雪峰，毛澤東還專門給東北軍駐延安的軍長王以哲發了電報：“寧方代表張子華偕敝方代表李允生(馮雪峰化名)十七日到達膚施，請見保護到西安，以便轉回南京，特此奉達。”馮雪峰4月下旬到上海，陝北才與上海地下黨溝通了電信聯絡。馮雪峰迴憶說：“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1.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臺，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絡，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瞭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四個任務中，當時黨中央指示說，前兩個是主要的。我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周總理親自交給我的，並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第二個及第三第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給我的。行前，洛甫曾幾次囑咐我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瞭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你同魯迅等熟識。’”馮雪峰到了上海，接手上海情報組織的領導工作。1936年5月上中旬，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從北平來到上海拜訪宋慶齡，向她表達去蘇區訪問的願望。此時，宋慶齡剛接到馮雪峰帶來的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信中說請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讓國際上更多的人們瞭解中共的真相。。宋慶齡接見斯諾後，立即透過地下電臺告中共中央，推薦斯諾和馬海德赴蘇區。中共中央回覆宋慶齡，正式邀請斯諾和馬海德進入蘇區。宋慶齡與上海地下黨研究後，決定將護送斯諾去蘇區的任務交給董健吾。因為董健吾駕輕就熟，不久前已去過瓦窯堡執行信使任務，同陝北和張學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且董又熟諳英語，同外國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有很大的方便。董健吾離滬先期到達西安，為斯諾進入陝北根據地與有關方面聯絡，具體安排和落實好接送計劃。1936年6月上旬斯諾和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政治保衛局長鄧發來接，張學良安排了一輛軍用卡車，把他們送到陝北。董健吾從西安直接返回上海。1936年6月，董健吾把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兒子董壽琪送到寶慶路9弄3號李杜將軍住所。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書、翻譯，張學良派遣的東北軍代表劉志清師長，護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黨代表楊承芳，3個少年兒童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一行九人登上法國“康脫羅梭號”郵輪，離開了上海，向法國馬賽進發。辦理簽證時法國駐滬領事館知道李杜的身份，甚至知道他是假道蘇聯赴東北組織抗日義勇軍，所以對他和隨行人員都作了詳細的調查。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準其他人入境。最後，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大使館。在那裡他們見到了專程到巴黎迎接他們的康生。到莫斯科以後，他們被送到國際第二兒童院,各自起了蘇聯的名字。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壽琪跟著李杜將軍一行，從巴黎回到上海。1936年底，馮雪峰指示王堯山整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有關材料，準備重建上海地下黨。為此，組織了一個“臨時工作委員會”，王堯山任書記，直接受馮雪峰的領導。1937年隨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全國抗日情緒高漲，抗日活動轉為公開，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批有城市工作經驗的領導幹部，到國統區各重要省市恢復重建黨的領導機構，以適應即將到來的國共合作抗日新形勢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任務。1937年6月下旬，裝扮成商人的劉曉夫婦，在秘密交通員熊志華的護送下抵達上海，在紅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的迎接下，住進了約定的接頭地點—福州路老振華旅館。第二天，馮雪峰到旅館與劉曉見面。第三天，馮雪峰陪劉曉到上海臨委書記王堯山家接上了關係。劉曉化名“劉巽齋”，任務是著手建立上海黨組織領導機構。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組成黨的上海三人團，劉曉全面主持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王堯山協助工作，馮雪峰的工作重點轉向中共上海辦事處，協助潘漢年開展統一戰線和文化界的工作。1937年7月28日，公開合法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宋慶齡、蔡元培、何香凝等83人當選為理事。文協內90％以上的成員是共產黨領導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和救國會領導下的愛國青年，影響和推動了教育界、婦女界、職業界、學社界、工人界的救亡協會的建立。各界救亡協會組織群眾建立起數以百計的募捐隊、救護隊、宣傳隊、慰問隊、戰地服務隊等，支援八一三抗戰。1937年11月初，中央決定在上海成立江蘇省委，劉曉任書記，劉長勝任副書記，王堯山任組織部長，沙文漢任宣傳部長，張愛萍任軍委書記。由於貫徹了毛澤東關於地下工作的指示：“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地下工作也要作長期打算，不在一時一事上與敵人計較長短，地下工作要善於積蓄力量，學會做群眾工作，要與群眾運動密切結合。黨的秘密工作不是關在房子裡，關在機關裡，而是要隱蔽在群眾裡面。”上海黨組織要求每個黨員都要有公開合法的社會職業和身份，黨員隱蔽在群眾中開展工作。從抗日戰爭一直到上海解放，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始終沒有遭到破壞。四十年代末的上海局.1943年1月，江蘇省委建制撤銷，改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省委書記劉曉和副書記劉長勝到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擔任正副部長。1946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以江蘇省委原來的工作基礎上成立上海中央局，受中央南京局領導；同時要求上海局要絕對隱蔽，主要負責第二線工作如秘密的地下黨工作等，公開的第一線工作如民主運動和對蔣談判等則由中共南京局負責。1947年1月16日，依據中共中央指示名稱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和上海辦事處撤離，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工作也隨之結束。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受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管轄長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黨的組織和工作，必要時指導香港分局。上海局下轄：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解放上海，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歷史使命被中共中央華東局接替。建國後的上海局.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的黨政機構。1954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報告中共中央，認為大區撤銷後，應加強對上海、江蘇、浙江工作的領導，建議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5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電覆同意，並決定新的上海中央局由柯慶施、陳丕顯、潘漢年、江渭清、江華、谷牧、馬天水、劉順元以及南京軍區負責人2人至4人為委員，柯慶施為書記。195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又決定由許建國接替調到中央工作的谷牧，任上海局委員。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同意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唐亮參加上海局為委員。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華東、東北等6箇中央局，11月1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正式成立，存在6年的上海局即行撤銷。上海中央局的常設機構只有一個辦公室，辦公室下設秘書組、財貿組和農村調研組。上海局的職責主要是對上海及江浙兩地工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以及對中央指示、方針的貫徹執行情況進行檢查、調研。1957年7月上海局為了促進地區間工農業的協調發展、召開了蘇、浙、閩、皖、贛、滬5省經濟協作會議，之後經中央同意在上海局領導下成立經濟協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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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title: 中共中央上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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