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或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是指1966-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生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1966-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腦發病率達403/10萬，死亡16萬餘人。而據新民週刊報道，中國流行病學專家曾光稱，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有304萬人感染流腦，死亡16萬4000人。中國科學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則指出，1966至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誘發了該國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期間全國發病300 萬人，死亡16.4萬人。根據相關學術研究，該次流腦大流行由血清群A的腦膜炎奈瑟氏球菌(MenA)引起。該次大流行的指示病例疑似為在廣東省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時值文化大革命前期，該縣中學生透過大串連，將流腦疫情擴散至中國大陸全境。該次流腦疫情先在各大城市爆發，又迅速向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擴散。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由紅衛兵大串連帶來感染，引起自然村疫病爆發流行。1966-1967年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腦死亡率呈現逐步攀升的態勢。有報道稱，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而進入1967年春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流腦病死率達至5.49%，而該輪全國流腦疫情的全過程病死率亦為5.49%。有醫療衛生的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流腦死亡的患者的實際數字可能比能夠統計到的還要多。起因.1966年夏，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文化大革命。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大串聯引起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規模無序流動，外界認為是令1966－1967年流腦大流行發生的重要社會因素。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平臺刊載的《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2017年第2輯的文章分析認為，紅衛兵大串連帶來的衣、食、住、行四方面問題，是帶來大流行的直接誘因：據資料記載，該次流腦大流行的首例病人疑似是廣東省陽春縣潭水中學的一名學生。該生北上大串連回到學校後，於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裡發病。從他發病開始，腦膜炎流行現象逐漸出現，後該縣中學生又透過全國大串連，將流腦疫情帶向了全國各地。流腦疫情迅速傳播，最終演變成全國性流腦大流行。各地情況.廣東省.1966年11月至1967年2月上旬，廣東省共報告患病51,834人，死亡3,394人。截止1967年3月15日，廣東全省患病人數達195745人，死亡10770人，死亡人數在全國各一級行政區中居第二位。截止1967年，陽春縣流腦發病共4,452例，死亡312例。1966年至1967年5月，吳川縣腦膜炎發病5,368例，死亡347人。1967年湛江市發生流行性腦膜炎。因“大串連”而加劇，全市發病共1,799例。1967年1至3月，江門市市區報告流腦病例近千例，病死45人，發病者多為學生和青年。根據文昌縣縣誌的記載，全縣21個公社(鎮)和3個國營農場共計發病643例，死亡57例，病死率達8.86％。文昌縣縣誌分析稱，時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動量大，發病面廣，蔓延快，救治藥物奇缺，以至於死亡率較高。安徽省.2017年4月28日《安徽日報》刊載的文章《孩子打疫苗家長先“掃盲”》中稱，1967年該省報告流腦病例達25萬之多，約有一萬多個孩子死於該病。遼寧省.遼寧省共計發病51,931人，死亡3013人。浙江省.杭州市共計約有15,000人發病。紹興市共計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上海市.1966年，上海市川沙縣共計發病2,015例，而1967年上升至4,916例，發病率達868／10萬。川沙縣縣誌分析稱，建國初期，流腦發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聯影響，引起爆發流行。反應與影響.受流腦大流行影響，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黨政機構採取了諸多緊急措施進行應對。組織成立防治機構.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衛生部長錢信忠在內的許多幹部都受到造反派批鬥，難以開展正常工作。面對大串連造成的嚴重流腦疫情，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批示要求立即組織衛生幹部建立專業機構防治流腦：“請富春、先念兩同志立即找衛生部孫正、錢信忠、崔義田、黃樹則四同志，最好建立一防治腦膜炎辦公室，以錢、崔二人和三個造反派各出一人，馬上開始工作。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擾他們。”由於衛生部機構已經癱瘓，3月24日周恩來又召集衛生部和造反派組織開會，詢問防疫情況。他強調說：“我點錢信忠、崔義田抓“流腦”辦公室，四個組織都要支援抓防疫，這個工作是最緊急的，一天都不能遲緩”。在周恩來的多次親自過問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迅速成立了“流腦”防治專業機構，開始指導全國的“流腦”防疫工作。1967年3月10日，衛生部成立了防治腦膜炎辦公室，組織對於“流腦”的預防治療工作。3月11日，衛生部發出《關於立即組織醫療隊下鄉防治腦膜炎的通知》，要求各地衛生部門組織醫療隊深入基層進行“流腦”防治工作。各地成立防治“流腦”辦公室，組織醫務防治隊伍奔赴疫區治療。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流腦”防治辦公室之前，各地已經採取了一些相應的防治措施，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流腦大流行的機構。各地積極開展防治工作.流腦疫情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當局採取了多個手段來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開展流腦疫情的防治。廣東省.1967年1月26日，廣東省衛生廳向廣東省委提交《關於當前流行性腦膜炎防治工作情況的報告》，併發出防治的緊急通知，指出“流腦”已經波及該省很多地區：“目前省內各地‘流腦’發病率迅速上升，尤其廣州地區‘流腦’發病率每天300多例，醫院非常緊張。為了搶救階級兄弟生命，撲滅疫情，建議各級醫藥衛生部門及醫藥院校等有關單位……千方百計發掘所有潛力，迅速組織隊伍，奔赴疫區，參加防治工作……”。廣東省當局施行了諸多政策來遏止疫情：其他.1966年底，由於大串聯嚴重破壞了中國大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向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建議停止大串連。毛澤東同意暫停串連，到明年春天再進行。但第二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繼續進行大串連。有學者分析認為，此舉應當是反映了當局在進行決策時綜合考慮了流腦疫情爆發，1967年2月3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亦提及稱，“有的地方還發生了傳染病，影響了革命師生的健康。這些問題，急需加以解決”。後續及大眾文化.經過醫療部門積極救治，並採取疫苗注射、服藥等預防工作，該輪流腦疫情最終得到控制。1968年後，中國大陸流腦發病率逐年下降，並在1973年達至最低點，發病率降至0.112%，該輪全國性流腦疫情大爆發終於結束。中疾控發表的文章稱，1967年即為中國大陸地區流腦的歷史發病高峰，此後，中國大陸地區除了曾在1977年出現的另一個小高峰外，疫情呈現持續下降態勢，至9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流腦疫情維持到1/10萬以下的水平。此次流腦大流行雖一直沒有見諸報刊廣播公開，但對於很多青少年患者造成的心理創傷歷久彌深，民間記憶也頗為不少。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民間流傳有一句掛在嘴邊的罵人話是“你得了腦膜炎”（含義近似於現今的“神經病”或“腦殘”)。有分析認為，此一說即產生自1966-1967年中國流腦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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