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關於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確立主體》又稱“主體講話”，是金日成1955年12月28日的講話。講話中首次提及主體思想。它被認為是金日成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朝鮮歷史上的“分水嶺”。如果演講使用主體一詞來發起意識形態或更保守地斷言朝鮮人民是革命的主體，則意見不同。認可前者的人認為主體思想作為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是黃長燁在再次發現演講稿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該演講於1960年公開，此後又進行過數次修改。有關金日成何時及在何處發表講話尚待考證。該演講是在朝鮮勞動黨內部因朝鮮戰爭、蘇聯去斯大林化、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解凍和經濟恢復而發生派系衝突的背景下發表的。金日成批評北朝鮮共產黨宣傳工作者信奉“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列舉了他們天真地將蘇聯模式套用於朝鮮的行為。不過這篇演講的大部分都無關主體思想，而是關於如何透過政治宣傳獲得朝鮮人民的支援。背景.朝鮮在朝鮮戰爭中未能統一半島，加之戰後黨內的政治動盪，都為這次演講奠定了基礎。斯大林的逝世和蘇聯正在進行的去斯大林化也波及朝鮮。此外，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的解凍標誌著朝鮮與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關係的機會被重新定義。金日成認為朝鮮必須表明其非蘇聯的衛星國，因為朝鮮利用蘇聯的援助重建自己。換言之，朝鮮試圖獲得蘇聯的無條件援助。例如，蘇聯的一個條件是在朝鮮實施新路線政策以發展輕工業和消費品工業，而不是重工業。這些術語與金日成注重重工業以及將朝鮮轉變為自力更生的獨立經濟體的目標相沖突。金日成的主要對手蘇聯派受當時蘇聯新政策的啟發。他們試圖透過與延安派結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這場派系鬥爭發生在1950年代初期的文化系統內部。代表勞動黨內蘇聯派的樸憲永，任命志同道合的官員擔任文化職務，並拋棄那些同情金日成的官員。林和、金南天和李泰俊等國內知名派系作家因此得到了蘇聯派的支援。金日成試圖避免與蘇聯派公開對抗以免冒犯蘇聯。相反，他選擇在文學戰線上發起一場反對這些作家的運動。在這些中間人被肅清之後，金日成開始更廣泛地關注蘇聯派。他們與被清洗的作家的聯絡貶低了自己的地位。環境.演講的確切時間和背景尚不清楚，但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演講–副標題為“1955年12月28日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人員的講話”——在那天交付給了一小群宣傳工作者。第二種可能性是在同一周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作家韓雪野有可能影響金日成發動反對黨內蘇聯派宣傳工作者的運動。12月27日——也就是在金日成講話的前一天，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一次宣傳會議，韓雪野在會上致開幕詞。儘管金在第二天的講話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內容，但並未公開韓雪野的講話。然而，我們確實知道，韓雪野批評了蘇聯派的宣傳工作。具體來說，韓雪野認為《勞動新聞》編輯忽視了早期朝鮮共產黨人在確立朝鮮黨國體制中的作用。據東西大學教授布萊恩·雷諾茲·邁爾斯稱，金日成很可能在宣傳系統內小型會議發表了講話。在演講的副標題中淡化事件的重要性毫無意義。金日成的講話認可了韓雪野在文學戰線上發現的“重大思想錯誤”，並將他提拔為文學界的領導。另一方面，國民大學教授安德烈·蘭科夫和高麗大學教授巴拉茲·薩隆泰得出結論，涉及金日成講話的事件必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當天，朝鮮勞動黨常務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來賓人數合計420餘人。金日成的演講可能是會議的結語。演講內容.派系批判.金日成所說的“教條主義”是指將蘇聯的做法完全套用到朝鮮的情況，遂可認為金日成對這個詞的使用受到了中共方面的影響。同樣，“形式主義”意味著強調蘇聯模式共產主義，而不考慮實際情況。徐大肅認為他的講話反蘇親中。金日成列出了他認為不適合朝鮮的蘇聯做法。他認為，將目錄印在書後而不是書前、抄襲《真理報》的標題、出版西伯利亞的照片以及在公共場所懸掛俄羅斯著名作家的照片，不過只是簡單的把蘇聯的那一套搬過去罷了。相比之下，金日成呼籲仿效中國，在朝鮮開展整風運動。詹姆斯·福爾稱這是拋棄事大主義和“使朝鮮思想非殖民化”的嘗試。從這個意義上說，演講是基於當時傳統的馬列主義，蘇聯也同樣使用這些術語來批評斯大林主義。然而，儘管有標題，但演講的前半部分涉及主體思想、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另一半是在煽動韓國人民發動起義。在金日成發表講話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中和黨內的蘇聯派和延安派。起初不願公開表態的金日成在對國家經濟管理不善後感到容易受到反對者的批評。為了在朝鮮戰爭後重建國家，金日成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而非輕工業。但成效不佳，重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都陷入停滯。此時一批蘇聯派相關人士提出優先發展輕工業的政策。因此，該演講特別批評了蘇聯派的主要人物，並以樸憲永和李承燁的名義批評了當時被清洗的國內派成員。金日成指責派系分子想把在二戰期間與日本人同流合汙臭名昭著的韓國作家李光洙拉北。雖然這個計劃在朝鮮戰爭期間實現，但因李在被俘往北方的途中死亡而未果。然而，金日成的主要關注點是仍然活躍的官員：樸永斌、基石福、鍾玉、全東赫和樸昌玉。金日成指責宣傳工作者支援蘇聯的去斯大林化。此外，金日成利用對宣傳人員的批評製造了一個在其他地方攻擊異己的藉口。在演講發表之後，1956年發生了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在事後清洗了一批反對者，並透過“主體”概念將他的行動合法化。主體思想.12月的演講是金日成首次公開提及主體思想。同年4月的一次演講中，他曾談到“主觀能力”，但並無直接使用“主體”。在該演講的後續流通版本中，該詞已被替換為“主體”。邁爾斯稱標題的措辭——《在思想工作中確立主體》——是笨拙的。朝鮮語中的“主體”原意為哲學觀念之“主體”。因此，說“一個主體是建立起來的，而它本來應該是首先建立某物的東西”不合邏輯。邁爾斯對措辭的選擇做出了兩種解釋。首先，該詞彙由金昌滿首次使用, 甚至比金日成更早，並且要麼是他寫了1955年的演講稿，要麼他至少給了金日成這樣做的材料。其次，金日成可能選擇了“建立主體”作為暗語來表達他的觀點，即朝鮮正在改變政治被蘇聯支配的事實，而非以“共產主義朝鮮化”等更直白但挑釁性更強的措辭。正如邁爾斯所指出，標題並沒有假定“建立主體”比其他兩項任務更重要。它也沒有聲稱主體思想是一種包羅永珍的意識形態。相反，邁爾斯認為，金日成認為這是正在進行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部分。演講中的關鍵段落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是什麼？我們正在做的是什麼？我正在進行的是朝鮮的革命，而不是別的國家的革命。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因此，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我們研究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其目的是要正確地進行我國的革命。雖然一些學者認為該演講是對民族主義或政治獨立的大膽宣言，但邁爾斯認為這種言辭在當時的東歐諸國並非罕見。約翰·吉廷斯更進一步地質疑這段話的真實性，說它“讀起來好像後來被插入到演講的原文中”。在演講中，金日成接著來來回回地說：說我們黨的思想工作沒有主體，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沒有進行革命，也不是說是過路的人在進行我們的革命事業。但是，由於在思想工作中沒有很好地確立主體，所以就犯了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錯誤，使我們的革命事業遭到很多損失。邁爾斯總結說，這可以概括為：“這個主題——與其他革命不同的朝鮮革命——在意識形態工作中沒有明確地確立自己的地位。”金日成又以類似的方式接著說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創造性的學說。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在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加以運用的時候，才能發揮它的戰無不勝的威力。這段話包含對列寧和恩格斯的特定解釋，當時尚不見挑釁性：“我們的理論非教條而為行動指南”。朝鮮史學隨後將主體思想的起源追溯到1930年代金日成參與抗日遊擊隊之時。在他的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金日成試圖澄清所謂他在1930年代創立“主體”與1955年首次提及“主體”之間的差異。金日成寫道，他1930年代的講話只包含主體思想的“成分”，但1955年是“戰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當時我們特別強調感傷主義任務的時期”。金成哲指出，金日成並未否認1955年是該詞的首次使用，並說1992年的這部自傳結束了關於主體思想起源的辯論。宣傳工作.演講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如何透過政治宣傳以獲得南方的支援。據邁爾斯稱，許多批評是以漫不經心的方式提出的，暗示金日成要麼離題，要麼依據零散的筆記來講話。邁爾斯指出，“或者說它的價值，1980年版的演講包括一張據稱是金日成筆記中的一頁的照片；它們是短語和關鍵詞的草稿，文章是漢諺混用，以便顯得更真實”。同樣，一張金日成親筆寫下的演講稿的照片也被公開，但根據邁爾斯的說法，“沒有理由相信標題聲稱正是這篇演講稿”。這部分演講的內容清楚地表明瞭金日成顛覆韓國政權的企圖。金日成說，歷史學家應該研究光州學生獨立運動和六一〇運動等韓國抵抗運動。這幾乎沒有發生過，因為朝鮮史學的重點只集中在研究如何誇大金日成在朝鮮半島解放中的作用。後世影響和意義.演講沒有立即發表。當時的報刊上也只有含糊不清的提及。然而，講話稿被分發給了勞動黨黨員。直到1960年才在《金日成著作集》第四卷朝鮮語版中刊出。在《勤勞者》雜誌刊登的該卷廣告中，七部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其中《主體講話》被排在最後，這表明當時金日成認為這篇講話並不重要。1960年代，該術語開始出現在英語學術檔案中，而且只用羅馬字表記且全部大寫。根據邁爾斯的說法，這種懶惰翻譯的結果使“主體”脫離原意，使之看起來像是一個新的意識形態，而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單詞。該演講通常被認為是朝鮮歷史上的“分水嶺”。例如，夏威夷大學教授徐大肅稱這是金日成所發表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演講”。傳統上，它被視為主體思想之起源。但邁爾斯等人並不認同這一觀點。同樣，阿爾佐·大衛-韋斯特認為“主體”在1955年只是一個政治口號，而非意識形態。據大衛-韋斯特稱，這次演講與其說是創造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不如說它支援迴歸傳統的民族斯大林主義。“講話優先考慮朝鮮的國家利益，符合斯大林主義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策。”邁爾斯指出，直到1960年代，金日成著作中也難以尋獲與主體思想相關的內容，這表明當時這種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不大。據徐大肅稱，這可以用當時朝鮮的政治立場來解釋。中蘇交惡時，金日成立場未定，以至難以繼續研究主體思想。在他選擇支援中國之後，蘇聯施以報復，但金日成仍能繼續談論這一理論。因此，朝鮮宣傳者被迫將主體思想發展為成熟的意識形態。其中特別的是，西方學者認為黃長燁重新發現了1955年的演講原文並發展了其主體概念。直到1965年，金日成首次闡明主體思想的內容。根據蘭科夫的說法，只有這“可以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首次‘主體講話’”，並補充說：“1955年的講話以不同的含義使用了這個詞”。曾在金日成綜合大學接受黃長燁教導的金正日，很快成為官方認可的主體思想家，即使金日成和金正日先後逝世，這一思想仍存續至今。據邁爾斯稱，1955年講話的意義只是回顧性地和錯誤地應用。它尚未偏離官方的馬列主義路線，也沒有斷言現在通常與主體思想相關的兩個關鍵特徵：自力更生和民族主義。邁爾斯認為這次演講呼籲創造性應用馬列主義，這在當時的東方集團國家中很常見。但大衛-韋斯特不認同邁爾斯的觀點，並認為邁爾斯透過對演講的形式主義解讀得出了他的發現。演講之後是政治清洗和經濟建設，隨後又發動千里馬運動。大衛-韋斯特因此得出結論，金日成想要追求而不是揚棄斯大林主義，並且該演講是對蘇聯去斯大林化做出的反應。他進一步認為，這是“一份軍令狀，命令黨和政府不要放棄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綱領，朝鮮基於1948年的這些政策和政綱立國。”該演講已多次轉載。根據徐大肅的說法，早期版本中只有“略微修正”，但邁爾斯認為1960年之後流通的版本“刪減大量內容”，並發現了許多變化。例如修訂稿中刪去了金日成對中國整風運動的高度評價。作家樸延巖、莊大山、李箕永和韓雪野的名字也被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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