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新自由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種認為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續的，而這種合作可以減少衝突和競爭的學派。 新自由主義修正了國際關係中的古典自由主義(理想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兩種學術途徑。自1990年代以來，雙方一直主導國際關係理論。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許多共同的假設，但從這些假設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與對可持續合作前景持懷疑態度的新現實主義相反，新自由主義認為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續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國際組織和建制在促進國家間合作方面的作用。國際組織促進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國際組織提供資訊，減少了國家間在提供公共財和強制執行方面集體行動遭遇的問題。 基歐漢在1984 年的著作《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運用了新制度經濟學的見解，論證了國際體系可以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保持穩定，從而駁斥了霸權穩定論。 基歐漢表明，國際合作可以透過反覆互動、透明度和監督來維持。發展.國際聯盟失敗後，理想主義陣營，即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陣營沉寂下來，而現實主義主宰國際關係理論。1970年代，現實主義難以解釋兩極對抗的美蘇何以走向冷和，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的自由主義再度受到重視。其中，包含基歐漢《霸權之後》。奈伊將此等批判現實主義稱為「新自由主義」。1990年代，伴隨冷戰結束，更多的學者投入。新自由主義是對新現實主義的回應；新自由主義者雖然不否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但認為其重要性和影響造到誇大。新自由主義論點集中，受新現實主義低估的“在去中心的系統中可能存在的各種合作行為”。 話雖如此，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都將國家及其利益視為分析的中心主題；新自由主義可能對這些利益有更廣泛的定義。新自由主義認為，即使在理性國家的無政府體系中，合作也可以透過互信的培養以及規範、制度和制度的建立而出現。鮑溫(--)提出新自由主義四種理論分支，探討探討自由貿易的商業自由主義(--)、民主政體的共和自由主義(--)、分析國際建制的自由制度主義(--)及探討跨國互動關係的社會自由主義(--)。延續康德永久和平論觀點，永久和平賴於參與國際體系的國家為共和政體、國家間的貿易互賴及防止衝突的國際建制，論者多集中商業型、共和型及制度型。代表人物及理論，還有及金德伯格的霸權穩定論等。爭論.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間的爭論是兩個實證主義理論間的爭論。基歐漢和奈伊.基歐漢和奈伊為回應新現實主義，發展了與之對立的。基歐漢和奈伊曾言：「相互依存有時比現實主義更接近現實。」 在該理論中，基歐漢和奈伊涵蓋了現實主義的三個假設：第一，國家，是統一的單位，是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者；第二，武力是種可用且有效的政策工具；最後，假設國際政治中存在等級制度。基歐漢和奈伊理論的核心是，在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有多種渠道，在傳統的西伐利亞國家體系之外，聯絡各個社會，從非正式的政府關係到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他們定義其術語，國家間關係(interstate relations)是現實主義者假定的渠道；一旦放寬「國家為統一的單位」此一現實主義假設時，就會出現跨政府關係"；"當人們取消國家是唯一行為者的假設時，方有真正的「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政治交流正是透過這些渠道發生的，而不是透過現實主義者所倡導的有限渠道。其次，基歐漢和奈伊認為，事實上，在各個議題中沒有等級制度，在外交策略中軍事力量不是唯一的工具與考量，而且還有許多不同的國內議程擺在國家考量中。因此，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國家間關係實際上沒有明確的議程。最後，在相互因存的國家之間，軍隊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當相互依存盛行時，將不再有武力的使用。不過，基歐漢和奈伊繼續指出，在“敵對集團間的政治軍事關係”中，軍隊仍保有功能。列波.指出，新現實主義的失敗在於其“制度主義”本體論，而新現實主義思想家華爾茲指出，“[系統的] 創造者成為了自身所建立的市場的受造物。”根據列波的說法，這種嚴重的失敗是由於現實主義者無法“擺脫無政府狀態的困境”。更確切地說，是假設國家不會適應，對相同的限制與機會做出相同的反應。新現實主義者的批評：米爾斯海默.倫敦政經學院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諾曼·安格爾曾雲：“我們無法透過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競爭對手，仰賴國家或軍事聯盟的政軍優勢來確保現有體系的穩定。”基歐漢和在1990年代中期闡述類似想法，以回應米爾斯海默的〈現實制度論的虛假前提〉。米爾斯海默聲稱，“制度不能讓國家停止表現為追求權力極大化的短視近利者。” 米爾斯海默的此文是為回應新現實主義者建立的自由制度主義運動。基歐漢和馬丁批評新現實主義堅信“制度只有邊際成本＂，而新現實主義者難以合理地解釋何以國家投注心力組成歐盟、北約、關貿總協定和區域貿易組織。 　只有相互依賴理論對此提出解釋。此外，基歐漢和馬丁認為，國際制度是為響應國家利益而建立的，真正的實證課題是“知道如何區分這些制度仰賴的條件與影響”。 　自由制度主義者和米爾斯海默之間的爭論是關於制度是否對國家行為具有獨立的影響，或者僅僅是強權為了增加自身利益而組成。米爾斯海默關注的是“內部導向”的制度，“透過影響成員國的行為來尋求和平”。米爾斯海默藉此駁斥基歐漢和馬丁的北約論證，作為支援歐洲共同體和國際能源機構的案例。米爾斯海默評論北約是“外側國家與一群國家聯盟組成包圍網，旨在威懾、脅迫或在戰爭中擊敗敵人”。米爾斯海默向基歐漢與馬丁承認，由於北約是軍事聯盟，而有特殊考量。 然而，米爾斯海默仍論道：“聯盟帶來的和平，是透過威懾來實現的，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行為。” 結論來說，米爾斯海預設為基歐漢和馬丁“改變辯論中使用的術語，在制度主義的表皮下，骨子裡是現實主義的主張。"米爾斯海默批評馬丁的論點，即歐洲共同體(EC)增強了合作的前景。米爾斯海默批評，特別是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英國一面制裁阿根廷，一面透過歐共體上的議程連繫確保歐洲國家的合作。米爾斯海默更表述，美國不是歐共體的成員，但美國和英國在對阿根廷的制裁上合作，組成具影響力的臨時結盟。 ”早在制度出現之前，在議程上相互聯絡早已是國際政治中司空見慣的做法；此外，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原本仍可以使用其他外交策略來解決問題。說到底，即使美國不是歐共體成員，英國和美國還是設法在制裁上合作。”自由制度主義者的回應.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陳麒安在其所發表的論文《新自由主義與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存續：安全治理的觀點》中對米爾斯海默等結構現實主義者的部份批駁意見作出了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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