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又稱韓國女工協會，是韓國的一個致力於推進勞動婦女的人權和促進性別平等的組織。韓國女性勞動者會提供領導力培訓並監測政府政策對的影響。韓國女性勞動者會是韓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女性勞動者會，也是傘狀組織的創始成員之一。背景.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開始進行國家重建。儘管李承晚和朴正熙政府具有獨裁特徵，婦女，尤其是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仍開始努力在韓國推進性別平等。她們創立了包括在內的一批婦女組織。朴正熙政權的權力鞏固後，開始允許一些保守的、不對政府的政策表現出敵意的、旨在支援國家的組織存在。自1963年開始，朴正熙政權開始推動韓國社會的工業化；工廠女工在發展韓國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女工工資很低，且經常在造成了許多健康問題的惡劣的條件下工作。儘管朴正熙政權打壓反政府組織，但工廠的女工人仍在1970年代開始發聲以改善她們的工作條件和爭取勞工權利。女工運動引起了韓國公眾的注意，並導致了1980年代的進步和基層民主化運動。該運動在性別、階級、年齡、婚姻狀況和宗教方面都有進行團結。1980年代的婦女活動家認為，為了解放婦女，必須要進行社會重建。1987年，韓國實現了民主化。為了回應國內的要求以及國際社會的壓力，韓國同時頒佈了包括《平等就業法》在內的一批勞動法。但是，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之後，男性工人仍是工人的主導群體。因此，韓國女性勞動者會1987年成立，旨在團結女工並爭取她們的權利。創始成員中既有知識分子，也有積極參加1970年代和1980年代抵抗運動的工人階級婦女。歷史.在韓國，勞動改革之前，結婚或生孩子的婦女都會被迫退休。韓國女性勞動者會的成立開始將婦女組織到已經建立的工會中，解決了許多被男性主導的工會所忽視的問題。除了組織藍領工人之外，韓國女性勞動者會還允許失業者、家庭傭工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加入。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在支援1987年透過《平等就業法》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1989年，韓國女性勞動者會透過佔領馬山市的一家工廠並住在那裡進行抗議。同樣在1980年代，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幫助提高了耐克的合作工廠設施內工人的工資。1990年，她們協助政府通過了《嬰兒護理法》。到1993年，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已成功的在工作場所旁建立了照料中心。1996年，一位的前工人擔任韓國女性勞動者會的主席。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一直是其他亞洲國家在改善工作場所平等方面的最佳做法的一根標杆。2007年，該組織舉辦了組織成立20週年慶。目標.在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之後，韓國社會轉向關注公民思想，略微遠離了好戰和反政府的思想。相應地，婦女協會也轉變了其與政府緊密合作的態度，並擴大了其目標和宗旨。1990年代後，韓國女性勞動者會繼續為女工的權利而努力，並反對婦女在社會上持續處於結構性從屬地位的觀點。1992年，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建立了韓國女性勞動者會聯合會，以組織其在首爾、仁川、釜山、富川、城南、光州和馬昌的地區分支機構。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包括在1999年根據《平等就業法》禁止就業過程中的性暴力和間接性別歧視、在2001年將產假的時間從60天擴大到90天。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不斷監測政府政策，以反映已在政治領域被邊緣化的女工的要求。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及其附屬組織於1995年在政府登記註冊，並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當韓國經歷1997-1998年的經濟危機時，女工人往往會被優先解僱，並會傾向於成為臨時工。韓國政府支援解僱工人以克服經濟衰退並保持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婦女在韓國被鼓勵成為負責任的、照顧孩子和家庭的家庭主婦，而不是外出工作的工人。韓國社會的父權制刻板觀念促使女工人從事不穩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韓國女性勞動者會於1999年成立了韓國婦女工會以團結女工人，並致力於解決女工人非正規就業的問題。韓國女性勞動者會長期與韓國婦女工會合作，提供職業培訓、育兒支援和諮詢服務以幫助女工人。同時，韓國女性勞動者會還提供政治教育，讓女工人瞭解集體工會活動的必要性，並培養她們在勞工組織中的領導能力。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在其20週年慶上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其未來的目標。報告稱，韓國女性勞動者會會繼續致力於保障女工人的法律地位、經濟福利和生活質量。韓國女性勞動者會認為它需要為女工人提供更好的福利制度，讓更多的女工人參與到活動中來，同時不犧牲她們作為母親、妻子或低工資工人的日常生活。韓國女性勞動者會現在正努力應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對女工的制度化歧視。在論文《韓國女工人的行動主義》中，作者樸南熙非常重視韓國女性勞動者會和韓國婦女工會的努力，認為它們提供了一個能讓女臨時工能夠團結起來，找到願意改變艱苦工作環境的同伴的環境。現存問題.一些著作批評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婦女勞工運動的結果。由於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集體和基層的運動，韓國社會將不同的社會立場，如階級、性別或政治理想之間的潛在衝突置於了一旁。例如，有的男性工人積極分子的妻子和母親在1980年代加入了民主運動，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作為母親和妻子有責任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然而，這種態度並不一定能改變往往穩定了異質父權制家庭體系的韓國的性別角色和刻板印象觀念。另外，韓國性別平等的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適應國際社會和韓國女工的壓力。即使工作場所的性別平等在法律上受到保護，該法也並不總在實際上被執行。此外，韓國女性勞動者會透露，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以及協會組織者和地區分支機構的活動者之間存在溝通不足的問題。韓國女性勞動者會瞭解到，各代人之間存在著意見和價值觀上的差異。老一輩的活動者傾向於進步的勞工運動，而年輕一代則試圖尋找其他可能性。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美研究系和國際研究所的教授珍妮弗·吉哈耶·春認為，有一種策略並未被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使用。春認為，婦女勞工活動家需要讓公眾認識到婦女的結構性從屬地位，同時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她還認為包括絕食在內激進的活動，有時會被認為是過時的抵抗形式，不一定能讓公眾意識到問題所在。今天，一些非政府組織承認其缺乏資金，公眾對他們提出的問題缺乏認識；全職工作和不全職工作的活動者的負擔逐漸兩極分化。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今日仍堅持對其活動家進行有限的經濟獎勵，這加劇了成員在平衡活動和家務工作方面的困難。韓國女性勞動者會今日仍在努力處理女工的結構性從屬關係，以便填補立法和她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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