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曙光示真》是美國小說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作品，記錄了海明威與第四任妻子瑪麗於1953-1954年間在東非的旅行，該書在海明威的百年誕辰1999年出版。大眾媒體對這本書的評價並不理想，甚至在文學界激起了爭論，爭論有關於作家逝世後他的作品是否應該被重新編撰並發表。 與大眾媒體中評論家不同的是，研究海明威的學者普遍認為，《曙光示真》是一本內容豐富的作品，同時是海明威後期作品中的傑出代表。1954年1月，海明威和瑪麗在非洲叢林中兩天內遭遇了兩次墜機。在他抵達恩德培接受記者採訪時，國際媒體報道稱他已經死亡。直到幾個月後海明威回到歐洲，他的傷勢才為大眾所知。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海明威在哈瓦那度過了大部分時間，在那裡他修改並撰寫了那本被他稱之為“有關非洲的書”，這本書在他1961年7月自殺時仍未完成。在20世紀70年代，瑪麗把它和海明威的其他手稿一起捐贈給肯尼迪圖書館。這份手稿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被海明威的兒子帕特里克發行。帕特里克將這部作品縮減為原稿的一半，以強化故事情節並突出其小說色彩。 最終這本書成為了一部同時帶有傳記和小說色彩的作品。在書中，海明威探討了婚姻裡的衝突，在非洲歐洲文化與當地文化之間的衝突，以及當一位作家面臨瓶頸期時的恐懼感。本書涵括了他對早期與其他作家間友誼的描寫和對寫作本質的闡釋。寫作背景.海明威曾與第二任妻子波琳在1933年去過非洲旅行，他一直有再去一趟的打算。 那次旅程激發了海明威創作《乞力馬扎羅山的雪》的靈感，該短篇小說被收錄在了《非洲的青山》中，這本書是海明威傑出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十年後，1953年，在完成《老人與海》的寫作後，海明威打算去坦噶尼喀探望他的兒子帕特里克。 美國雜誌《展望》表示願意為他的旅行提供1萬5千美元的資金支援，並出資1萬美元邀請他撰寫一篇3500字的關於此次旅行的文章，同時派Earl Theisen作為攝影師隨行，聽到這些後海明威很快答應了。 海明威和妻子瑪麗在六月離開了古巴，首先到了歐洲為接下來的旅程稍作安排，幾個月後他們從威尼斯出發前往坦噶尼喀。他們於八月抵達，海明威很激動能成為一名榮譽監督官，在信中他寫道，“這都是肯亞危機導致的”。海明威旅途中的嚮導Philip Percival，在1933年加入了這對夫婦為期四個月的探險；他們沿著肯亞撒冷蓋的堤岸出發，在那裡攝影師Earl Theisen捕捉下了海明威與象群的合影， 隨後他們來到了基馬納沼澤，裂谷 ，最後前往坦噶尼喀探望海明威的兒子帕特里克。在拜訪了帕特里克的農場後，他們在乞力馬扎羅山的北坡處安頓了兩個多月。 在此期間，嚮導珀西瓦爾離開了他們的營地回到帕特里克的農場，留下海明威擔任狩獵監督官的職位，當地的守衛會定期像他彙報。海明威很自豪可以擔任此職位，同時他相信：根據這期間的經驗，他可以完成一本書的寫作。在同年的1月21日，海明威租下了飛往剛果盆地的觀光航班，將此送給妻子瑪麗作為遲到的聖誕節禮物；兩天後，在他們航拍默奇森瀑布的飛行過程中，飛機撞上了一個廢棄的電線杆並墜毀，機內乘客有輕微受傷。那晚，他們在灌木叢中駐紮了下來，等待對發出遇險訊號做出的回應。一架客機發現了飛機墜毀點，並報告說該事故中沒有幸存者，由此海明威遇難的訊息就傳遍了世界。風格和流派.在《紐約時報》上，詹姆斯·伍茲稱《曙光示真》是一本旅行遊記，卻變成了一本“充滿想象力的回憶錄”以及一本“名不符實”的小說。帕特里克·海明威堅定的認為這本書的手稿不僅僅是一本旅行日誌。他在整理手稿時突出了書中的故事線，帕特里克解釋其原因為“這本的精髓就在於故事中浪漫的細節“。他縮短了捕獵的情節，同時他著重加強了有關二十世紀中期非洲的描寫以及”在非洲大陸上人們之前真正的關係“，這是為了對父親海明威那句名言致以敬意，”where I go，you go"。雖然海明威將這本書的情節變得更加”小說化“，但在提及書中的人物時他說到，”我瞭解他們每一個人，非常瞭解”。研究海明威的學者羅伯特·弗萊明認為帕特里克編輯原手稿的方式是正確的，因為他相信這本書顯示出了一位作家不能”關掉製造虛構情節的機器“。正是書中有關軍事的衝突讓弗萊明相信這本書已屬於”超小說“的範疇。該作品發行時，被歸為小說。弗萊明認為， 《曙光示真》這本書的風格更傾向於《非洲的青山》與《流動的饗宴》，後者採用了提出一箇中心主題再輔以對話的呈現形式。 不同於其他兩本作品的是， 《曙光示真》沒有錢前言，去“暗示作者的寫作意圖或影響讀者的閱讀方式”。 弗萊明認為海明威將《非洲的青山》看作是一部實驗性的作品，而《流動的饗宴》是一部小說。《海明威：戰後歲月和遺後小說》的作家羅斯·瑪麗·伯韋爾認為，海明威對於寫作“回憶錄和小說古怪的結合體”樂在其中。她認為在《曙光示真》帶有小說色彩的一面下，海明威可以幻想出第二個妻子並拋開自己的新教徒身份。主題.弗萊明寫道，海明威在《曙光示真》寫作中“大部分是度假的狀態”；伯韋爾看到的是一位樂於享受假期的作家，孩子氣的舉動使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對營地的其他成員有何影響。 該作品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深入鑽研非洲文化的男子，只不過在其中的一些故事線中加入了人小說元素。 瑪麗被刻畫成了一個嘮叨鬼的形象，相比之下筆者卻是“溫和，成熟，體貼”和努力融入當地文化的形象。伯韋爾和弗萊明都認為這本書的潛在主題有關於衰老，這一主題可以從年輕育齡婦女的書中作家的吸引力展現了出來，海明威用“生育能力”來比喻了“日漸年邁的作家對於寫作能力的焦慮感”。書中老象的形象象徵了年邁和無法高效寫作的作家，因此伯韋爾非常贊同帕特里克·海明威保留這一部分內容的決定。另一位研究海明威作品的學者希拉里·加斯特斯寫道，這本書強調了“不再寫作的作家”這一形象，這對海明威來說是比衰老還糟糕的命運。因此，她指出，《曙光示真》引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觀點：“一位年邁的作家，寫作對於他而言越來越困難，而這種情況下他在寫一位不再寫作的作家“。. 寫作對海明威來說，一直都不是件易事。他無數次修改自己的作品，並致力於寫出”短小精悍的句子“，為了做到這點，他每次都在還有很多可寫的時候停筆。早期遺後小說《伊甸園》的編輯湯姆·詹克斯說到，海明威在《曙光示真》中展現了自己最糟糕的寫作狀態，完全是一副“自哀自憐，自我放縱，愛自誇”的形象，而整本書只不過是用零碎素材拼湊起來的產物。詹克斯認為，海明威只是漫無目的的寫完了整本書，其中的情節完全不像他的早期作品《太陽照常升起》那樣張弛有度。然而，他仍認為海明威仍有很好的寫作素材和主題梗概，這一點為他的寫作帶來了成功的希望。《曙光示真》闡述了發生在20世紀中期非洲的矛盾的本質。當時 殖民主義 和 帝國主義 壓迫著非洲部族和野生動物。 曾在坦尚尼亞生活過幾十年的帕特里克·海明威說到，父親海明威意識到了非洲政治未來的走向和不穩定，帕特里克同時也驚訝父親竟然可以在20世紀中期對於非洲的寫作中展現出如此深刻的見解。 研究海明威的學者安德森·哈倫格倫提及到了海明威遺後幾本小說主題的相似性，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最後幾本書。《曙光示真》中故事源自於非洲的一次暴動，這在《伊甸園》中也被象徵地提及到。“《伊甸園》中描寫的”馬吉-馬吉暴亂”充滿堅決與目的性，而這正好與《曙光示真》中的肯亞危機對應" 。《海明威作品評論》的作者羅伯特·蓋度謝克在寫作過程中說到，透過海明威對部落平時訓練的描寫，可以看出文化衝突在書中“暗流湧動”；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座大山同時在反對當地宗教，而“瑪麗/德巴三角”這一意象象徵了白種的“太太和當地年輕女孩”。像他第一本關於非洲的書《非洲的青山》一樣，海明威也在《曙光示真》中加入了有關寫作本質的離題思考，尤其提及到了詹姆斯·喬伊斯和大衛·赫伯特·勞倫斯。帕特里克·海明威曾解釋道，父親對大衛·赫伯特·勞倫斯提出的“世界上每一個區域都應有自己的宗教”這一觀點十分感興趣。書中男性主人公創造了屬於他自己的宗教，正是體現了這一觀點。在書中，妻子瑪麗想要為聖誕節裝飾一棵樹的行為讓當地的營地成員非常困惑。海明威意識到，在非洲沒有一種主導的確定的宗教，因此在這片土地上，宗教可以被重新定義。評價.雖然這本書被列入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該作品還是收到了主流媒體的負面評價，然而研究海明威的學者對其給予了肯定。在紐約時報對此書出版前的檢閱中，拉夫·布魯門薩爾說到，這本書並不如海明威之前的自傳體小說出色，同時他懷疑海明威是否想要把“他的名聲和最後的文字託付給任何一個編輯，甚至是他的兒子”。綜合海明威和德巴之間的關係，美國《展望》雜誌特聘攝影師的攝影，這場旅行本身以及後來發生的飛機意外，布魯門薩爾考慮到了這本書自傳的色彩。在1999年《紐約時報》對此書的評論中，詹姆斯·伍茲提出，雖然編輯把這本書標榜為小說，但海明威本人並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海明威後期的作品只是對早期作品的拙劣模仿。據英國《衛報》的評論說，《曙光示真》是海明威最糟糕的作品之一。克里斯托弗·翁達傑在英國《獨立報》上寫道，海明威作品的商業化削弱了他遺後作品的真正價值。翁達傑將關於非洲的故事列入了海明威最好的作品，雖然他關於非洲的遺後作品大多被世人所忽略。在美國《國家民族政論》的一篇文章中，布蘭達·溫納普稱這本書是“憂傷克里斯托弗·翁達傑在英國《獨立報》上寫道，海明威作品的商業化削弱了他遺後作品的真正價值。翁達傑將關於非洲的故事列入了海明威最好的作品，雖然他關於非洲的遺後作品大多被世人所忽略。在美國《國家民族政論》的一篇文章中，布蘭達·溫納普稱這本書是“悲痛但不完美的”。然而，她指出這本書“使我們記起了海明威作品最感人肺腑，敏銳和美妙的一面”。《出版者週刊》對此書也作出了相似的評價——"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可以偶爾看到海明威早期作品的影子，但這只是零星的光輝而已”。研究海明威的學者認為，這部作品比想象的更加複雜，因此不建議粗讀。隨著《曙光示真》的問世，人們看到了海明威具有人道主義和同理心的一面，他們不再批判“持槍白種男子”這一形象。羅伯特·弗萊明把該作品納入了海明威傑出作品中，“這本書比表面上更加深刻，大眾媒體給出的評價並不能匹配海明威應得的聲譽。有關海明威後期作品的嚴肅評論不應該忽略這部作品的文學價值”。蓋德薩克讚揚了這部作品散文式的寫作風格，他稱這是海明威寫作的一個新角度；同時他認為，這本書的情節連貫，完整且有著有序的主題。伯韋爾認為隨手稿的編輯大部分是出色的，雖然有一些情節的流失讓她覺得很可惜，因為這些情節凸顯了整本書所蘊含的主題。傳記作家凱尼斯·琳批判了海明威的兒子對手稿的編輯方式，但對於海明威，他卻說：”該回憶傳記是完全坦誠的“，同時保羅·格里承認這本書的發行“突出了海明威作為一名作家的勇氣”。雖然詹姆斯·伍德認為這部作品的寫作並沒有什麼技巧，但他仍覺得海明威即使在最糟糕的時期也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作家，同時他指出文學財產不應該阻礙文學作品對世人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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