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高宗武，中華民國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為中日戰爭時蔣介石對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關鍵人物。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裡最年輕的高階外交官員。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曾隨汪精衛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擔任汪精衛的外交部副部長。後與陶希聖一起逃離上海，揭露汪日簽訂賣國密約內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生平.早年生活.高宗武生於1905年浙江樂清，1928年，入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部學習政治學，又於1931年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肄業。1932年，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政治學，兼中央日報特約記者。1923年春，赴日、朝旅行觀察，9月，任中日通郵談判委員，受汪精衛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再升任司長。1924年11月，汪精衛遇刺後，張群繼任外交部長，高宗武更受重用。高宗武對於抗日戰爭的前景並不樂觀，主張和平運動，是低調俱樂部的成員之一。在該政治團體中，與周佛海等人並列為主要成員。高宗武精通日語，於汪精衛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曾充當他的日語翻譯。中日談判.蔣中正國民政府.在中日開戰前期，高宗武在中日談判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至淞滬會戰，多次與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蔣介石進行會談。高宗武認為，中國不可能獨自贏得戰爭，所以必須和日本展開接觸談判。此番言論得到汪、蔣二人的認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不久後，高宗武辭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一職，前往香港。表面上聲稱是為掌調戰爭情報，實際上是在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官員的授意下，與日方主和派官員持續接觸。1937年底，高宗武因肺結核復發於內地修養一段時日，期間由其在外交部的一名友人繼續他的工作。此人成功在1938年1月上海與松岡洋右的門生，日本商人西義章會面。1938年2月15日，此人透過西義章的關係訪問日本東京，與日本軍政界主張對華戰爭不擴大派成員交談。主要交談物件為陸軍總參謀部戰略科影佐禎昭大佐和陸軍副總參謀長多田駿。此人透過代信向國民政府陳述日本軍部想法為“表示希望與中國談判”。1938年3月5日，此人返回香港與高宗武碰面，並前往內地將報告提交給周佛海，由後者將日方信件交予蔣介石。1938年4月16日，高宗武返回香港，與西義章見面，轉告蔣介石對影佐禎昭來信的積極反應，並提出中方期望的談判架構與要求。要求日方需做到先承認中國主權，對於滿洲國與內蒙問題則希望延後談判。1938年4月19日，西義章會見軍部，詢問是否允許高宗武直接前往日本東京會談。此時影佐禎昭態度突然轉變，表示目前不會與中國進行和談。西義章隨後返回香港，並向高宗武轉告了軍部一些“含糊不清的保證”。蔣中正在得知後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停止與日本的接觸。汪精衛國民政府.1939年3月，高宗武與在日本九州大學留學時結識的松本教授見面。松本鼓勵高宗武在未得蔣介石許可的前提下，獨自一人前往日本執行外交任務。周佛海對此方案表示支援，並聲稱會對此次行動負責。高宗武在日本進行了三週的活動，會見了日本戰時首相近衛文麿顧問犬養健等人。1939年7月中旬，高宗武返回上海後將結果呈交周佛海。結核病復發後再次休養。周佛海、汪精衛隨後將談判結果告知蔣介石，再次遭到了蔣介石的駁斥。1938年秋，高宗武結核病有所好轉，安排低調俱樂部會友——梅思平與松本教授聯係，松本將高的意圖轉告日本軍部。梅思平由此得知日方談判要求已變得相對寬鬆。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發表著名的第二次近衛宣告。該宣告聲稱，大日本帝國未對他國領土有任何覬覦之心，中日兩國理應聯合大東亞各國人民，重組“東亞新秩序”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威脅。該宣告進一步鼓舞了中方內部的主和派官員。汪精衛的叛逃後，高宗武、周佛海，梅斯平赴上海與日方展開和談。高宗武團隊與日本代表討論了合約中的五個基本問題：談判結果兩個代表團針對汪精衛的叛逃達成了一致，認為應幫助其籌組合作政府以分化敵對蔣介石政府的中國的影響力。據高宗武後來所説，時任法國駐華大使亨利·科斯梅的言論影響了汪精衛的叛逃；科斯梅認為，隨著日本實力逐漸增強，中國贏得這場戰爭的機率微乎其微，因此必須與日本達成和議。高宗武並不知道上海協議實際上並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監督，下級軍官的決定。日本高層最終拒絕履行上海協議。大約在第三次近衛聲明後，近衛因總參謀部的壓力，承認協議無效，並在之後下野，由平沼騏一郎擔任政府首相，後者對汪籌組政府的意圖持觀望態度。在汪精衛宣佈籌組合作政府之後，對華作戰持續派的高階軍官制定了更嚴厲的政策，同時因高宗武在上海會議中不退讓的態度開始有所不滿。高宗武本人此時也認為汪精衛極有可能會成為日本人的傀儡。1939年5月、6月，汪精衛前往日本東京同高、週二人會和。日本軍部則在這次行程中，試圖盡可能地分開高汪兩人，高宗武甚至差點被日本軍官毒害，這一事件使高開始對日本不具好感。高陶事件.在1939年中期，日蘇邊境衝突結束後，汪精衛和平主義運動取得進展。日本的盟友德國與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親軍部的平沼政府垮臺，取而代之的是阿部信行政府。阿部承諾全面支援汪精衛籌組政府。1939年11月和12月，汪精衛與日本當局談判了有別於上海會議中所承諾的條款，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軍部主導並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在那時，高宗武對日本感到絕望，並開始密謀出逃。1940年元旦，高宗武和他的同夥陶希聖在上海青幫龍頭杜月笙的協助下出逃，後者也聯絡了蔣中正使其得知高即將歸國的訊息，蔣後安排軍統局頭目戴笠參與幫助高宗武出逃的行動。高宗武將汪日密約的中文副本取走一份，並於1月5日抵達香港，在次日於大公報公佈汪日密約細節，譴責日本對中國的肢解企圖，並呼籲汪精衛重新思考與日本合作的必要性。上述即是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在打擊汪精衛聲望的同時，也使當時重慶國府內部的一些和平主義者對日本絕望。晚年.高陶兩人的“義舉”也受蔣中正的認可，取消了對他們的漢姦通緝。即使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高宗武因在汪政權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差遣，曾一度將其推上“漢奸罪審判”的風口浪尖；《偽廷幽影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等反汪書籍中，高宗武的名字頻率甚至超過了周佛海、陳公博等高官。但仍被國民政府赦免，不對其行為作任何審判。最終高宗武移民美國，化名高其昌，靠炒股度過餘生。在其死後，所著回憶錄出版，成為研究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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