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維爾·戈登·柴爾德，澳大利亞考古學家，主要研究歐洲史前史。雖然是澳大利亞人，但他一生主要在英國渡過，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和任職。柴爾德對考古學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年持的觀點，被看作這一考古學派的開創者；後來他又改持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觀點，成為這一學派在西方最早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對他死後產生的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著書二十六部。柴爾德出生於悉尼的一箇中產階級英國移民家庭。他曾在悉尼大學學習古典學，之後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古典考古學。他在牛津開始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參加反對一戰的活動，認為一戰是帝國主義之間因損害歐洲工人階級利益的競爭而引發的衝突。1917年，25歲的柴爾德回到澳大利亞，但因為他有社會主義傾向，而被禁止進行學術工作，於是他開始為工作，成為了的私人秘書。但他漸漸的對工黨感到不滿，於是開始寫書分析他們的政策、加入了極左翼組織：世界產業工人。1921年他搬回英國，來到倫敦，在皇家人類學學會當圖書管理員，期間他遊歷歐洲，繼續研究歐洲大陸的史前史，在學術期刊、書籍上發表了他的研究發現。這段日子裡，他把考古學文化的概念，從歐洲大陸介紹到了英國考古學界。1927-46年，他在愛丁堡大學擔任考古學教授、1946-57年在當所長。這三十年間，他負責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透過發掘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梅肖韋古墓和來研究新石器時代的奧克尼社會，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許多發掘報告、期刊論文和專著。1934年，他和和共同創辦了，並擔任第一任主席。作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不再用歷史-文化的方法，而改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考古資料的解釋框架。他成為了蘇聯的同情者，去了4次，但匈牙利1956年革命後，他開始懷疑蘇聯外交政策。雖然柴爾德多次被受邀到美國演講，但他的信仰導致他在法律上被禁止進入美國。退休後，他回到澳大利亞的藍山，在那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柴爾德是20世紀最知名、被引用最廣泛的考古學家之一；是將區域性的區域研究，同整個近東-歐洲史前史的大背景相結合的集大成者。他還強調革命性技術和經濟發展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例如新石器革命和，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思想對他的影響。雖然他的許多論斷後來都被推翻了，但他在考古界仍倍受尊重。早年生活.家庭、童年：1892年－1910年.戈登·柴爾德於1892年4月14日出生於澳大利亞悉尼，父母都是的中產階級移民。其父名叫斯蒂芬·亨利·柴爾德神甫的姐姐。戈登·柴爾德的父親在西悉尼藍山的溫特沃斯瀑布小鎮有一件間豪華的鄉間別墅：豐特奈爾木屋，戈登·柴爾德在那裡與五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一起長大。戈登·柴爾德的父親曾在聖托馬斯教區做牧師，但並不怎麼受歡迎，經常與教區的人爭吵，還會突然休假。戈登·柴爾德小時候體弱多病，在家中接受了幾年的教育後，在北悉尼上了私立學校。1907年進入，1909年透過初等入學資格考試。他在學校學習了古代歷史、法語、希臘語、拉丁語、地理、代數和三角學，各科成績都很優異，但卻總因為相貌和體弱多病被欺負。1910年7月母親去世後，父親就很快又再婚了。戈登·柴爾德與父親的關係很緊張，特別是在母親去世後，在宗教和政治上也存在分歧：他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和保守主義者，但他卻是一名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大學時期：1911年－1917年.1911年，柴爾德在悉尼大學攻讀古典學學位，雖然主攻但也透過考古學家海因裡希·施利曼和阿瑟·埃文斯的工作，接觸到了古典考古學。大學時，他加入了辯論社，積極參加活動，主張“社會主義合情合意主持了新石器時代聚落的發掘；他們的調查在二戰期間停止了，於1946年恢復。著書.在愛丁堡大學柴爾德繼續寫作、出版考古學著作，繼續《歐洲文明的曙光》和《雅利安人》的工作，編譯整合整個歐洲的資料。先是《遠古東方》一書，繼續探討了多瑙河流域的考古學，認為它是將近東和歐洲分開的天然邊界，認為新技術是透過多瑙河向西傳播的。雖然柴爾德在他早期著作中就運用了文化-歷史的方法，但《多瑙河》一書中，他第一次明確給出了考古學文化概念，徹底改變了英國考古學的方法。《青銅時代》一書，他在書中運用了他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經濟思想。《蘇格蘭史前史》時期的二元劃分是錯誤的，他認為人類歷史是透過一系列的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而推進的：新石器革命，狩獵採集者開始在永久農業社群定居；一直到，社會開始從小城鎮變為大城市；再一直到近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的性質。二戰爆發後，柴爾德不能繼續在歐洲旅行，於是就專心寫下了《不列顛群島的史前社會》，後面這本是寫給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馬克思主義作品。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1946年－1956年.1946年，柴爾德離開愛丁堡大學，前往擔任所長和歐洲史前史教授。由於急著回首都，他對不贊成的政府政策保持了沉默，以免影響找工作。回倫敦後他住在漢普斯特德附近的。研究所創立於1937年，主要由莫蒂默·惠勒創立，位於攝政公園內圓環裡的，但1946年以前一直都主要依靠志願者講座。柴爾德和保守的惠勒性格迥異，關係不好：惠勒十分外向，追求矚目，是訓練有素的管理員，對他人的缺點不寬容；但柴爾德缺乏管理技能，待人寬容。柴爾德在研究所的學生中很受歡迎，學生們認為他是和藹的怪人，從那給他訂製了個半身像。但是他不是很擅長講課，總是含含糊糊，講課時總是去隔壁屋子找東西。提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時，總喜歡講全名來難為學生；提到城市時，也總講它的斯拉夫語名字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英語名字。他更善於給出指導和研討會，在這裡他花了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作為所長，柴爾德不需要負責發掘，不過他還是主持了奧克尼新石器時代的1951年和1954-55年梅肖韋古墓的發掘工作。1949年，他和克勞福德退出了倫敦古物學會，以抗議董事會，和他最好的朋友、牛津時的室友一起工作。他偶爾也會給杜特的社會主義期刊《》寫文章，但他們在匈牙利1956年革命上意見相左；杜特支援蘇聯武力鎮壓革命的做法，但柴爾德和大多數西方社會主義者一樣，強烈反對這一做法。這一事件讓柴爾德放棄了對蘇聯領導層的信仰，但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多次到訪蘇聯，保持了對蘇聯的熱愛；他還加入了大不列顛共產黨的衛星機構：蘇聯文化關係學會，並從1950年代初開始擔任其國家歷史和考古學部門主席，一直到去世。鑑於對考古學的貢獻，1956年4月，柴爾德獲得了古物學會金獎章觀點；1946年，他在《》上發表了《考古學和人類學》一文，提出研究中應同時應用考古學和人類學方法，這一論斷影響了他死後數十年。退休和去世：1956年－1957年.1950年代，歐洲考古學迅速發展，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這讓以綜合研究見長的柴爾德研究起來越來越困難。1956年夏天，柴爾德提前一年退休。同年，研究所搬到了布盧姆斯伯裡的戈登廣場，柴爾德想讓他的繼任者在新的環境中重新開始。為了紀念他的成就，在他卸任的前一天，《》出版了一本，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他的朋友和同事編纂而成，讓柴爾德大為感動。退休後，他告訴朋友，他計劃返回澳大利亞探親，然後自殺。他恐懼衰老，害怕成為社會負擔，還懷疑自己得了癌症。後人認為，他自殺的一個核心原因，是匈牙利革命和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之後，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信心，不過布魯斯·特里格反駁了這個解釋，他注意到在柴爾德批評蘇聯外交政策時，他從來沒有把國家和馬克思主義視為同義詞。柴爾德將自己的大部分圖書和全部財產都捐贈給了研究所。1957年2月假期，他參觀了直布羅陀和西班牙的考古遺址後，回到了澳大利亞，到悉尼時恰是他65歲生日，曾經開除他的悉尼大學授予了他榮譽學位。他花了六個月周遊全國，走親訪友，但對澳大利亞的社會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認為它是反動的，越來越郊區化，受教育程度很低。他在研究澳大利亞史前史時，發現這個領域大有可為，於是就向考古學和左派團體講授了這些主題，還透過電臺批評了對原住民的學術種族主義。柴爾德給很多人都寫過信，其中有一封是給格萊姆斯的，並交代他1968年再開啟。信中描述了他對衰老的恐懼，希望自己了卻生命的想法：“生命在快樂而堅強時結束是最好的。”1957年10月19日，柴爾德來到了布萊克希思 (新南威爾士州)藍山，這是他長大的地方。他爬上戈維特斷層，把帽子、眼鏡、指南針、菸斗和常穿的麥金託什雨衣放在懸崖頂上，縱身躍下300米高的懸崖。死因裁判官裁定他死於意外，直到1980年代他寫給格萊姆斯的信出版，才被認定是自殺。他的屍身在火化，姓名被刻在火葬場紀念園的一個小小的家族匾牌上。他去世後，考古學界舉行了“空前”規模的悼念活動，足見他是歐洲“最偉大的史前史學家和一個傑出的人”。考古學理論.傳記作家莎莉·格林注意到，柴爾德的觀念從不教條、一向獨特，且在他的一生中不斷變化。他把馬克思主義、傳播論和結構功能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在19世紀的學界佔統治地位，柴爾德批判了這種理論，認為進化考古學的擁躉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器物上，而不是製造器物的人上。像當時西歐、美國的大部分考古學家一樣，柴爾德認為人類並不是天生就善於創造、容易改變；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化是出自擴散、遷徙，而非自發產生或是透過文化演化。在柴爾德的年代，大多數考古學家都堅持著丹麥古物學家C·J·湯姆森提出的三時代系統，基於進化年代學，將史前時代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但柴爾德強調，當代仍有許多在技術上仍然處於石器時代的社會。儘管如此，他仍把三時代系統和馬克思主義框架結合起來，視為一個有用的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型。因此，他採用技術標準把史前分為了三個時期，而採用經濟標準把石器時代再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摒棄了中石器時代的概念。私底下，他仿照恩格斯的框架，將歷史上人類的各個社會分類為“矇昧”、“野蠻”和“文明”。文化-歷史考古學.柴爾德在其學術生涯早期支援，後世學者將他看做這個概念的發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文化-歷史考古學圍繞著人類學中“文化”的概念，是學科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考古學家不再侷限於僅在時間上回溯過往，而是從空間、時間的角度綜合性研究歷史。波蘭考古學家與柴爾德關係密切，柴爾德很可能是透過他，間接地從德國語言學、考古學家那裡引入了“文化”的概念。然而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在使用這個基本概念時，並不瞭解科辛納賦予它的種族主義內涵。柴爾德在《歐洲文明的曙光》一書中，柴爾德才給了“文化”一個明確的考古學概念。在這本書中，他將“文化”定義為物質文化中的一組“規則、關聯的特徵”，如相似的“陶罐，工具，裝飾品，葬禮，房屋形式”在一個特定區域反覆出現。他指出，從這個角度看，“xx文化”在考古學上等同於“xx人”。不過，柴爾德對該術語的使用並不是種族主義的，他指出“xx人”是指一個社會團體，而不是一個生物種族，他反對像當時歐洲的民族主義者那樣，將考古學文化與生物種族聯絡起來。他抨擊納粹利用了考古學，他認為猶太人不是一個獨特的生物種族，而是一個社會文化群體。他在1935年指出，文化更像是一個“存活的功能性生物體”，並強調物質文化的潛在適應性；他的這些觀點受到了人類學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柴爾德相信，考古學家定義的“文化”是基於物質標準的主觀選擇，後世諸如倫福儒等考古學家廣泛地採用了這種觀點。在他學術生涯後期，柴爾德放棄了文化-歷史考古學。1940年代後期，他開始質疑“文化”一詞作為一個考古學概念的使用，以至開始懷疑整個文化-歷史考古學方法的正確性。麥克奈恩的社會群體。到了1950年代，柴爾德認為，文化-歷史考古學之於史前時期的史學家，就像政治-軍事的方法之於歷史時期的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現在人們通常認為柴爾德屬於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是西方第一位在考古工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考古學家。1929年蘇聯考古學家發表一篇題為《關於蘇維埃物質文化史》的文章，標誌著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在的蘇聯形成。拉夫多尼卡斯在報告中批評說，考古學本質上是一門中產階級的學科，因此屬於反社會主義陣營；他希望在斯大林統治的政府對學術界進行的改革中，採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指導考古學發展。1930年中葉，柴爾德第一次去蘇聯後，開始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其實許多考古學家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強調物質比意識更重要，一個時期的社會條件是當時的物質條件或生產方式的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會更加註重科技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馬克思主義還強調學術的偏見，即每個學者都有他們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對階級的執念；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無法將自己的學術思考從政治動機中割裂開來。格林認為，柴爾德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模型，因為馬克思主義觀點提供了“對經濟學、社會學、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分析，以及經濟推動文化發展的原則”；麥克奈恩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柴爾德思想的主要智力力量”；崔格爾也認為柴爾德“在情感上和理智上都”認同馬克思的理論。柴爾德稱自己在詮釋歷史時採用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這方法行得通”；他也批評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在落實這一社會政治理論時過於教條。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總是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他會選擇性地參考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而不是透過後人對他們作品理解去感悟。麥克奈恩把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看作與“主流、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個人理解”；崔格爾稱他為“一個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加瑟科爾則指出，雖然柴爾德“對馬克思心懷感激”，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時很模稜兩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說柴爾德是“從我記事時起英國最為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者”。柴爾德知道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可能會在冷戰期間招來危險，所以在自己的寫作中儘可能讓馬克思主義更親和讀者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他很少直接引用馬克思。他後半生髮表的著作中，有的直白地引用了馬克思的思想，有的則寫得更隱晦些。但他的許多英國同事都沒有認真對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認為那只是他為了博眼球的手段。柴爾德受到蘇聯考古學的影響，但仍然批評它，批評蘇維埃政府鼓勵考古學家在分析資料前結論先行。他還批評蘇聯考古學粗糙的方法。柴爾德支援適度的傳播論，十分反對蘇聯考古學流行的“馬爾主義”。在他看來，透過傳播論來理解動植物馴化和觀念的傳播，是“不可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柴爾德並沒有公開發表這些對他蘇聯同行的批評，可能是為了不冒犯他的共產黨朋友，或是為了不給右翼考古學家以口實。相反，他公開稱讚了蘇聯的考古和遺產管理系統，並將其與英國進行了對比，因為它鼓勵了考古學家之間的合作而不是競爭。1935、45、53和56年，他四次到訪蘇聯，結識了眾多蘇聯考古學家，但是在自殺不久前，他給蘇聯考古界寫了一封信，稱他對他們的方法論落後於西歐和北美感到十分失望。其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柴爾德的考古工作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沒有用階級鬥爭來解釋社會變化，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思想。雖然階級鬥爭不是柴爾德思考他的考古工作的一個因素，但他同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通常會透過自己的階級興趣來解釋過去，指出與他同時代的研究者的研究大都具有先天的資產階級議程。柴爾德在方法論上沒有采用辯證法，這使他進一步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還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有預測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能力，也不像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認為人類的社會進步會必然進入純共產主義，反而認為社會可能會僵化或者直接滅亡。新石器時代革命和城市革命.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柴爾德認為，社會曾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經歷過大範圍的變化，現代的工業革命就是一例。不過他的早期作品中並沒有這個想法，《歐洲文明的曙光》等專著中，談到社會變化時，他用的更多是“變遷”。1930年代之後的著作，像《關於遠古東方的新線索》，他開始用“革命”一詞來形容社會變化，儘管這些想法還沒有完全成熟。這個時候，由於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革命”一詞會使人們產生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聯想。柴爾德在一次1935年的史前學會的主席致辭上介紹了他關於“革命”的概念。他將這一概念作為他對三時代系統的功能-經濟的解釋的一部分，他認為新石器時代始於“新石器革命”，青銅和鐵器時代始於“”。1936年，他在《人類創造了自身》一書中把青銅和鐵器時代的革命合二為一，稱之為“城市革命”，大致可以對應到人類學家摩爾根“文明”的概念。柴爾德認為，新石器時代革命是一個鉅變時期，這時期的人們從狩獵採集向透過種植植物和馴化動物獲得食物轉變，使食物供應更充足，人口增長。他相信，城市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青銅冶金的發展，在1950年的一篇論文裡，他提出了他認為存在於最古老城市的10個特徵：規模大於早期聚落；擁有專職工匠；剩餘產品被集中起來供給神或國王；建有紀念性建築；社會剩餘產品分配不平等；文字發明；科學發展；自然主義藝術發展；貿易範圍增大；國家組織依賴地緣而非血緣。柴爾德認為城市革命具有消極的一面，它導致了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為不同階級，導致了權力精英對大眾的壓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考古學家都認為柴爾德理解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框架是一些列的變革性的“革命”，許多人認為“革命”一詞具有誤導性，因為農業和城市的發展是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對過程主義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影響.在柴爾德去世後幾十年裡，英、美考古學界發展起了兩個主要的理論：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而柴爾德對這兩個理論都有貢獻。過程考古學出現於1950年代晚期，提出了考古學應是人類學的分支的觀點，致力於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認為考古學可以客觀且確切地瞭解過去的資訊；後過程考古學則出現於1970年代，反對考古學可以客觀的瞭解過去的資訊，認為一切闡釋都有其主觀性。英國過程主義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基於柴爾德“在史前經濟和社會主題上的發展”，稱他為“過程主義思想之父之一”，也這麼認為。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從兩方面成為了過程主義思想的先導：一是強調社會發展中的變化，二是堅持嚴格的唯物的觀點看待過去，而這兩點都來自他的馬克思主義觀。儘管如此，大多數美國的過程考古學家對柴爾德的工作都不感興趣，認為他是歷史特殊論者，與他們研究的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律不相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柴爾德認為這些普遍規律是不存在的，社會行為不是普世的，而是由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強調，柴爾德承認考古學解釋的主觀性，而過程考古學家們堅持認為考古解釋可以是完全客觀的，這是截然相反的。也基於此，崔格爾把柴爾德看做“最早的後過程主義學家”。個人生活.撰寫柴爾德傳記的作家莎莉·格林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柴爾德正式談過戀愛，但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是同性戀；但格林的學生卻認為他是同性戀。柴爾德的男性、女性朋友都有很多，但他本人則“又難於相處又粗魯，毫無禮節“。柴爾德儘管不善交際，但還是很喜歡和學生交流互動，經常邀請學生一起共進晚餐。他十分內向，經常將個人情感深藏不露。布羅斯威爾認為這些個性特點可能意味著柴爾德患有從未診出的亞斯伯格症。柴爾德相信，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歷史研究可指導人類在現在和未來的行為原則。他的極左思想人盡皆知，本科時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加入過一些左翼團體的委員會，雖然他會避免在共產黨內部參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爭論，並且除了《工黨是如何執政的》一書，沒有出版任何非考古學著作。因此，許多他的政治觀點，只能透過他在個人信件中的評論，才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倫福儒注意到，柴爾德在面對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放，但儘管如此，雖然柴爾德譴責種族主義，但他還是不能完全避免19世紀普遍認為不同人種有明顯差異的時代侷限性。崔格爾也相似地在一些柴爾德的文化歷史寫作中觀察到種族主義元素，包括認為北歐人種具有“體質優越性”，雖然柴爾德之後否定了這些觀點。在一封柴爾德寫給考古學家的個人信件中，他表達了反猶的思想。柴爾德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宗教批評者，他將宗教視為一種基於迷信的虛假意識，為統治階級的經營的利益服務。在《歷史學》一書中他評論道：“魔法使人相信自己能得到所需要的東西；而宗教使人相信自己應該需要所得到的東西。”不過他還是認為基督教比他認為的原始宗教要更高階，稱“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它比其他宗教都更鼓勵人向上。”在一封1930年代的信件中他寫道：“我只在感到極為生氣時才會去中傷人們的宗教信念”。柴爾德喜歡開車，享受從中得到的那種“力量的感覺”。他經常和別人講他是如何在凌晨三點純粹為了爽而在倫敦皮卡迪利街飆車卻被警察逼停的故事。他喜歡開玩笑，據說口袋裡經常放來戲弄扒手。一次，他在史前學會的一次會議上開玩笑，講新石器時代的巨木陣可能是一位暴發戶酋長模仿巨石陣建的，但笑話太冷，有的聽眾並沒有聽懂他的這個。柴爾德會講多種歐洲語言，是早年間周遊歐洲大陸的時候自學的。柴爾德還喜歡在英國的山坡上散步，聽古典音樂會，打橋牌。他還愛好詩歌，他最喜歡的詩人是約翰·濟慈，但最喜歡的詩是威廉·華茲華斯的《》和羅勃特·白朗寧的《一個文法學家的葬禮》。他不特別喜歡看小說，不過他最喜歡大衛·勞倫斯的《》，反映了很多柴爾德自己對澳大利亞的感受。他喜歡美食，常去餐館。他不修邊幅，著裝隨意，常戴著他在中倫敦傑明街買的寬邊黑帽子，打一條領帶，通常是紅色的，來象徵他的社會主義信念；有時會穿一件黑色麥金託什雨衣，通常是搭在胳膊上，或者像披風一樣搭在肩膀上。夏季，他經常穿短褲搭襪子、帶襪吊和一雙大靴子。遺產和影響.柴爾德去世時，他的同事斯圖爾特·皮格特仍然是必讀。人們尊稱柴爾德為“集大成者”，主要是因為，在其他考古學家還在只關注個別地區的遺址和事件時，柴爾德就已經把歐洲和近東的史前史進行綜合研究了。但他去世後，隨著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發明，他的研究框架被大幅地修正了，解釋也已經被大部分拋棄了，許多關於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歐洲的解釋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柴爾德認為自己對考古學的主要貢獻在於解釋框架，艾莉森·拉維茲也這樣認為。謝拉特寫道：“在他的解釋中，最具深遠價值的，是他詳盡的寫作水準，關注所描寫物質的影象的識別。這些影象現在已經成為了史前歐洲研究的經典問題，儘管他對它們的解釋現在看來已經不合適了。”柴爾德的理論工作，在其一生中乃至死後的數十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重新得到重視。柴爾德的理論在拉丁美洲最為人所知，在整個20世紀後期，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考古學家們關注的核心理論潮流。儘管柴爾德在全球都很有影響力，但他的工作在美國卻鮮為人知，他關於歐洲史前史的著作從未廣為人知。結果就是，在美國他被錯誤地認為是近東專家，並和斯圖爾德、懷特一起被認為是的創始人，儘管他的方法比他們的“更精妙”。斯圖爾德一再在其著作中錯誤地稱柴爾德是單線性進化論者，這也許是試圖將自己的“多線”進化論方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區分開來的一種表現。崔格爾認為，與美國的這種忽視和失實陳述形成對比的是，恰恰是一個美國考古學家：，最大程度的追隨和發展了柴爾德“最具創新的思想”。1940年代，還有一小批美國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追隨柴爾德，希望將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到研究中，而當時博厄斯的特殊論在該學科中占主導地位多年。柴爾德還出現在了2008年的美國大片《奪寶奇兵4》中。學術會議和出版物.在柴爾德去世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他對考古學的影響的著作。1980年，布魯斯·崔格爾的《戈登·柴爾德：考古學革命》出版，研究柴爾德的考古學思想延伸出來的影響；同年芭芭拉·麥克奈恩的《戈登·柴爾德的方法和理論》問世，研究了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論。次年，莎莉·格林出版《史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傳》，書中她稱他為“二十世紀歐洲史前史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彼得·加瑟科爾認為崔格爾、麥克奈恩和格林的工作“極其重要”；魯思·特靈厄姆認為這都是“讓我們更好的認識柴爾德”運動的一部分。1986年7月，墨西哥城開展了紀念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出版50週年的座談會。1990年9月，昆士蘭大學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在布里斯班紀念了柴爾德百年誕辰，講座研究了他的學術工作和社會主義工作。1992年5月，倫敦和史前學會共同舉辦了紀念柴爾德誕辰一百週年的會議，這兩個機構都是他生前所領導過的。會議論文集由該研究所所長編輯，1994年出版，題為《戈登·柴爾德的考古學：當代觀點》。哈里斯說，這本書旨在“證明柴爾德思想的活力，學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他的工作與考古學當代問題的持續聯絡”。1995年，加瑟爾科爾等人主編的另一個會議集出版，題為：《柴爾德和澳大利亞：考古學，政治與思想》。在之後的幾年中，關於柴爾德的主題出現了更多的論文，著眼於他的個人信件和最後的安息之地。著作.柴氏的著作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版本。漢語譯著最早是在1951年由群聯出版社引進，翻譯了《遠古文化史》和《工具發展小史》；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又引進了5部柴爾德的作品：《歐洲文明的曙光》、《人類創造了自身》、《歷史發生了什麼》、《歷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闡釋》、《考古學導論》，其中《人類創造了自身》是《遠古文化史》的重譯譯名。書目.拓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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