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李強，男，漢族，浙江瑞安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正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本科畢業於浙江農業大學寧波分校，擁有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李強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等職務，其主政履歷罕見地遍及了江、浙、滬三省市。在地方工作期間，李強也被認為是浙江新一輪政府改革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其主導創立的浙江政務服務網成為了全國“網際網路+政務服務”樣本。習近平在浙江省擔任主要領導期間，李強曾擔任中共溫州市委書記及浙江省委秘書長等職務，與習近平長期密切共事，也因此被外界視為習近平“之江新軍”的主要人物。習近平在2012年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後，李強的職務得以迅速晉升，於中共十九大時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於中共二十大後成為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隔年政府換屆時接替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成為中國繼首任總理周恩來之後首位未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總理。李強是中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二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生平.早年經歷.1959年7月，李強出生於浙江省溫州市瑞安縣曹村鎮的農民家庭。1976年7月，17歲時即參加工作。1976至1977年就職於瑞安縣馬嶼區機電排灌站，期間1977年4至10月借調瑞安縣路線教育工作隊駐江溪公社分隊工作。1977至1978年就職於瑞安縣工具三廠。李強後來回憶說，“溫州是我的故鄉，我在那兒學習生活到19歲”。恢復高考後，李強於1978至1982年在浙江農業大學寧波分校農業機械系農業機械化專業學習。浙江仕途.畢業後，他並未從事專業工作，而是選擇到當時的區委工作，由此踏入仕途。198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先後出任中國共青團瑞安縣莘塍街道團委負責人，後又任中國共青團瑞安縣委書記。1984年離開共青團系統後，其進入浙江省民政廳工作，歷任農村救濟處副處長、處長、救災救濟處處長及省民政廳副廳長。在此期間，他於1985至1987年在中國社會學函授大學社會學專業學習。1996年，李強出任中共金華市委常委，永康市委書記。在此期間，他於1995至1997年在浙江大學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管理工程專業學習。1998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2000年，41歲的李強升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長，成為正廳級幹部。2001至2002年在中共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2002年4月，出任中共溫州市委書記，上任時年僅43歲，成為溫州建市30餘年來最年輕的一位中共市委書記。2003年，兼任溫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主政溫州期間，他於2001至2004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世界經濟專業學習。他曾對媒體說：“溫州是吃改革飯發展起來的，溫州的改革不能丟。”2004年11月，李強轉任中共浙江省委秘書長，2005年9月由中共省委常委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秘書長，成為副省級幹部，直接輔佐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此期間，2003至2005年在香港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學習並獲高階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在省委秘書長崗位上，李強工作逾六年，先後歷經習近平、趙洪祝兩任時任中共省委書記， 也因此被稱為之江新軍的核心成員、走上了仕途快車道。2008年，時任中共省委秘書長的李強在浙江線上互動直播室對網友總結了自己的工作理念，“勤服務，才能體現素養；講原則，才能不亂章法；多思考，才能當好參謀；重實幹，才能取得實效”。 李強還將其工作總結為“事前事後、會前會後、臺下幕後”十二個字。2011年2月，李強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2011年11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中共浙江省委的第三把手，僅次於省委書記趙洪祝和省長夏寶龍。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浙江省長.2012年12月，李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晉升正部級，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2013年1月，正式當選為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長。任浙江省長後，李強曾在三年內先後五次赴溫州調研。在2011年溫州危機後，面對浙江飽受“浙商跑路”和“產業空心化”的爭議，李強提出了其全域規劃改革和企業以畝產論英雄的理念，從省級、市級、縣級三級載體出發統籌規劃改革，以畝產效益的綜合評價體系來倒逼區域產業改革。而據《時代週報》報道，故鄉溫州的重商文化一直影響李強的政治理念，其認為“民營、民富、民享”的民本經濟始終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李強還曾先後四次調研新生代企業和新生代企業家的成長，並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浙江的持續發展，需要新一代企業家。在浙江省長任內，李強還大力推行服務型政府建設，於2014年首次建立“四張清單一張網”。這項改革措施獲得黨中央、國務院的肯定，並由中央深改辦推向全國。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並在2018年被納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全國唯一的行政事務審批改革的試點省的主官，李強一手主持了浙江省政府審批制度的改革，其目標使浙江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投資環境最優的省份之一。在2013年《財新週刊》採訪中，李強透露其對浙江省政府改革的思考，始於其省委秘書長任內在浙江省富陽市開展的政府部門權力調查研究，認為要從原來的“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從保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李強還在2014年第四期《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談政府改革：“只有把審批制度改革與行政權力整體改革結合起來，才能走出權力膨脹—壓縮—再膨脹的怪圈。”他又引述公共管理學關於善治的名言，“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槳。他強調“改革是貫穿始終的頭等大事”“浙江是靠吃改革飯發展起來的”“浙江資源匱乏，浙江的改革，就是把自己變成資源”。李強任浙江省長期間另一項舉措是建設浙江“特色小鎮”，該專案受到習近平和劉鶴肯定。主政江蘇.赴江蘇任職前，李強從未離開過家鄉省份浙江任職。2016年6月，57歲的李強接替羅志軍，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2017年2月，當選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2017年10月，李強在十八屆七中全會上被遞補為中央委員。主政上海.2017年10月25日，58歲的李強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晉升副國級，成為國家級領導人，並於當月接替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韓正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2年連續兩次獲得晉升，併成為第一個主政過江浙滬三省市的高階官員。2018年2月，當選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後，李強秉持其統籌規劃推進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政治理念，並進一步發展了其“畝產論英雄”的經濟理念，提出了要“以畝產論英雄、以效益論英雄、以能耗論英雄、以環境論英雄”，認為“上海不是不要GDP，而是不唯GDP，要追求更高質量的GDP”。2018年，李強還主導推動了上海市“一網通辦”改革。在短短三年之間，使得上海市的一體化政務服務能力從2018年全國排名的第15位，上升至2021年全國第1位。在上海書記任內，李強還推動了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其在浙江、江蘇、上海三任主官背景尤其引人注目。在2018年上海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習近平表態支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國務院釋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綱要覆蓋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全域，區域經濟總量佔據全國的四分之一、年研發經費佔據全國三分之一，目標要打造中國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這也被認為是新江南的成型。儘管中國在2021年後陷入“監管風暴”、“國進民退”的爭議， 李強在上海十二大會議和調研中還多次重申要“堅持吃改革飯、走開放路、打創新牌”。2022年6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十二屆一次全會上當選為市委書記，獲得連任。但在上海市委書記任內，李強也因2022年3月至6月上海封城期間的各種亂象以及所造成的經濟發展受阻而遭到批評。但後來根據部分媒體報道，執行嚴格的封城措施並不是李強的本意，而是代表中共中央進駐上海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進入中央及總理生涯.2022年10月23日，63歲的李強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位列第二，排名越過資歷更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滬寧和趙樂際，僅次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成為自1989年以來第八位進入最高領導層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也是自1949年以來首位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江蘇省委書記。當月底不再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由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接任。李強在中共二十大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也同時接替李克強兼任了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隨後李強開始推動更加寬鬆的防疫政策並在11月11日推出了二十條，但在二十條推出之後中國的感染病例增多，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放鬆疫情管控的做法產生了動搖並在東南亞訪問期間下令繼續堅定不移的執行清零政策，而李強頂住了習近平的壓力並在反對動態清零政策運動之後從習近平手中取得了防疫政策的主導權，之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在12月7日公佈了新十條，結束了在中國執行近三年的清零政策。2022年12月11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李強出席開幕會，並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致賀詞。2022年12月15日，李強主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重要講話。2023年3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名李強為國務院總理人選。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同日上午舉行全體會議，投票透過決定李強為國務院總理人選。李強成為除首任總理周恩來之外唯一的一位沒有副總理資歷的國務院總理，也是第一位沒有中央或國家機關工作經驗、直接從地方首長晉升的總理，同時開啟新習李體制。2023年9月9日到10日，李強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八次峰會，成為自2008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一次峰會舉辦以來首位出席該峰會的國務院總理。外界評論.《財新》評價李強以低調、務實著稱。《紐約時報》認為李強的仕途與習近平的提拔密不可分，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最高領導人兩個月後，即任命李強為浙江省省長，三年後又提拔李強為江蘇省委書記，2017年又任命李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金融時報》以習近平的忠實助手為題報道李強，分析師認為“作為習近平的忠實盟友不應該被視為一種罪過“。《華爾街日報》認為，李強以親商的實用主義者著稱，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對黨忠誠的人。CNBC援引野村證券的一份報告說，李強“被廣泛認為是一位有能力的親市場和親增長的政治家”。法新社認為，李強與幾乎所有前總理不同，沒有中央政府層面的經驗。然而，他在地方政府有豐富的經驗，並在浙江和江蘇這兩個富裕的沿海省份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2004年至2007年期間，李強在浙江擔任黨政領導時是習近平的辦公室主任。此後他的快速晉升反映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他的高度信任。政論記者鄧聿文：“本來人們把李的上位，說成是他和習的特殊關係，開局之年即把經濟搞砸，只會印證他無能的固有看法。李對此百口莫辯，只能默默替習背黑鍋。而早放棄清零，比在兩會後再放棄，顯然有利經濟恢復，從而會有利他的政治行情。”鄧聿文還指出，李強與歷任國務院總理相比「完全是一個小角色」，出任總理後扮演的角色還是習近平的秘書。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向路透社表示，他認識的李強態度開放，並願意傾聽。周德文說：“他採取了自由化的管理方法。除非被法律明確禁止，否則預設授權私營企業進入市場，而不是傳統的預設排斥私營企業的方法。”在美國從事諮詢工作的羅伯特·庫恩曾與李強多次會面。他告訴《華爾街日報》，李強曾與他深入探討企業家精神和“政府如何促進有競爭力的高效系統，以及為企業家提供更有利環境”等議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前美國官員表示，李強上海在任期間試圖為外國企業掃清道路，指出美國汽車製造商特斯拉能夠在2019年迅速啟動其上海超級工廠的建設。艾倫指出：“一旦決定了，顯然沒有任何事情會阻礙。李強在決策方面有一種清晰明確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這真的有所幫助。”艾倫稱李強“自信自在，不做作”。《外交家》則認為儘管地位最近有所下降，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仍然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如果習近平在未來五年失去工作能力，李強將成為事實上的領導人。李強在2023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後首次出國訪問，選擇乘搭包機而非歷任總理的專機外訪，香港《星島日報》分析認為李強刻意降低規格是為了凸顯習近平作為領導核心「定於一尊」的地位。相關事件.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上海封城.2022年上半年，上海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聚集性疫情，為執行清零政策，全城進入封控狀態下，部分居民物資供應匱乏。身為中共市委書記的李強前往不在原訂行程內的小區視察時，有群眾聚集到李強面前，指責封城以後帶來的種種問題。在李強的領導下，上海市最初採取了較少限制的措施來遏制冠狀病毒的傳播，但在春季無法控制的一次大規模爆發後，最終實行了嚴格的為期兩個月的封鎖措施，帶來了各種混亂和災難。但這似乎沒有阻礙李強的仕途。就此，有中共高層的參謀人士透露，2022年的上海執行嚴格封城措施並不是李強的本意，而是後來代表中共中央進駐上海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華爾街日報》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在2021年習近平開展對民營企業的整頓行動中，李強發揮了調和作用。他也是中國國內難得支援西方開發的mRNA疫苗和與新冠病毒共存的官員之一。在上海封控期間，李強領導上海市政府採取閉環管理措施，保證特斯拉在內的外企得以復工復產，雖然無法確保普通群眾的物資供應，但在一定程度上穩住了經濟。金融監管風暴.2021年，華爾街日報在關於螞蟻集團的IPO審批程式遭到中國政府調查的報道中，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訊息指出調查已涉及到了時任上海市市委書記的李強。在2020年10月馬雲對監管機構的抨擊後，螞蟻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計劃被取消，其後啟動的大規模調查被認為著重於馬雲與重要政府人士間的關係，因上海和浙江分別只用了1個月和1周時間通過了IPO稽核，華爾街日報據此向中央政府和上海的證券監管機構、上海市政府、中國人壽和中投公司的代表提問，但均未獲置評，螞蟻集團亦不予置評。西方傳媒稱其推動中國大陸走出疫情封控.據路透社報道，中國高層和部分醫學專家原制定計劃要在年底到兩會之後，逐步鬆綁中國大陸疫情集中管制。而時任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李強，決定比預期更早地啟動重新開放計劃。訊息指出，在11月左右“二十條”釋出、中國初步放開疫情管控後，國內病例短時間內激增，習近平對此決定有所動搖，並希望可以重回清零政策，這給予了部分高層決議者討論的空間，李強頂住習近平要求放緩開放步伐的壓力，並且鼓勵地方官員貫徹防疫“二十條”。2022年11月底反對動態清零政策運動爆發，習近平放手讓李強負責疫情防控工作，之後中國進一步放寬政策並提出防疫新十條，取消各地大規模核酸檢測，事實上結束了執行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據熟悉此事的人士回憶，由於擔心政府沒有能力遏制住傳播速度更快的SARS-CoV-2病毒變異毒株，以及擔憂反覆的封控影響中國已經困難重重的經濟，李強和一些領導層同僚努力遊說習近平加快取消2019冠狀病毒病清零政策。2022年12月25日起，李強兼任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強在2022年12月25日的全國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官員即時調控物資，並隨後可在“時間成熟，具備基本條件”下，降低疫情管控級別，次日國家衛健委即釋出公告宣佈明年1月8日起“乙類乙管”。短時間內有超過醫療負擔的大量患者病逝，火葬場甚至一度不勝負荷。至2023年，中國對外公佈自鬆綁清零政策後，染疫死亡人數只有6萬多人，累計死亡人數8萬多人。然而，有專家評估認為中國的新冠疫情可能已造成100萬至150萬人死亡。2023年3月11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引述知情人士的話稱，李強在推動中國如何取消2019冠狀病毒病清零政策，以及將政府工作重新聚焦於經濟增長上發揮了主導作用。據知情人士稱，在過去幾個月裡，李強在制定黨的一些最重要的決策方面發揮領導力，他憑藉習近平的信任，在各層面撤回了一些可能對經濟造成更持久損害的政策，成功讓中國疫情快速過峰，在努力尋找一條退出清零政策的道路時，李強展示了他的經濟才華，專家也高度評價他與其他高層領導人有效合作的能力。他們說，在試圖重振中國經濟的努力中，李強也發揮了同樣的能力。在更廣泛的經濟政策方面，李強得到了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的幫助，何立峰於去年10月加入了由24名成員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們共同領導了一項計劃的起草工作，以便從「重監管」轉向鼓勵經濟增長。去年11月，政府實施了旨在提升住房供給和需求的措施，放鬆了之前的一些貸款限制。李強和何立峰還建議中國監管機構放鬆對網際網路巨頭的管控，以增強商界發展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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